一个“叛国者”的文学之路

Aug 5th, 2008 | 目录: 人物, 封面, 读书

“一个国家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有了第二个政府。”
索尔仁尼琴对文学创作的定义是,小说必须能够符合那些主宰一般人生活的道德准则才行。
他曾写道:“作家和艺术家有能力做得更多——粉碎谎言。”

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十月革命的第二年,1918年12月11日,北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市的一个哥萨克知识分子家庭诞生了一个遗腹子。父亲在索尔仁尼琴出生前6个月战死在一战德国前线,当中学老师的母亲一手将他拉扯大。

1936年,索尔仁尼琴考入罗斯托夫大学数学专业,是大学数学系高才生,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索尔仁尼琴曾回忆说:“我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克格勃人选。如果我当初被选入克格勃培训学校,或许我早就很老练,足以在克格勃前头目贝利亚手下当差了。”不过和父亲一样,索尔仁尼琴也赶上了一场世界大战。

大学毕业没多久,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炮兵,走上了二战前线,两次立功受奖。就在战争结束前,身为炮兵上尉的索尔仁尼琴因在与友人的私人信件中,对斯大林“不敬”而被逮捕,他在信中称斯大林是“满脸胡子拉碴的家伙”,他被判处8年徒刑,发配到劳改营改造。在严寒和劳苦中度过了8年铁窗岁月;走出劳改营后,他又被当局下令送到哈萨克斯坦的偏远山村流放3年。

在劳改营中,索尔仁尼琴开始了文学创作,当然这些只能写给自己看。许多作品虽然在劳改营中被没收,但凭着惊人记忆力,索尔仁尼琴后来都把它们默写出来,作品的主题只有斯大林、古拉格、苦难和不公正。

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整个社会环境开始松动,索尔仁尼琴把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投给《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到小说之后预感到一位大师的诞生,但不敢擅自刊登这篇苏联文学中第一次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但在赫鲁晓夫的意见干预下,1962年第十一期的《新世界》刊登了这部小说。

作为斯大林的清算者,赫鲁晓夫相信,索尔仁尼琴的这部作品“将会增强自由主义阵营的实力”。小说给索尔仁尼琴带来了巨大声誉,另一个“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光环落在他头上。

“在1961年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写的任何一行字能在我有生之年出版,我也不敢让我的朋友们读它们,因为我怕被流传出去。”索尔仁尼琴说。

谈及赫鲁晓夫,索尔仁尼琴表示:“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和列别杰夫的态度方面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现在,我摆脱了庇护,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随着赫鲁晓夫倒台,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当局指责索尔仁尼琴是叛国者,并没收他所有手稿。即使如此,索尔仁尼琴在1967年5月作代会前夕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他曾写道一个人如果不诚实就是撒谎,“作家和艺术家有能力做得更多——粉碎谎言。”

索尔仁尼琴顶着风口浪尖在国外出版了《癌症楼》和《第一圈》。《癌症楼》在1969年出版之后,索尔仁尼琴只好住进塔什干癌症病房避风头,后来在短篇小说《右手》中叙述了自己的绝望,“我的样子就像所有身边的病人一样,但我又是那样格格不入。除了让我沉默,我没有其他更多权利。”

风声日紧,苏联当局考虑将这位伟大作家驱逐出境以免麻烦,索尔仁尼琴成功将被禁作品的缩微胶片运出国外。在这些胶片中包括后来轰动全世界的《古拉格群岛》。

1970年,《古拉格群岛》出版之后,苏联当局动用所有资源予以反击,《真理报》的文章标题是“一个叛国者的道路”,作家和他的家人随即受到死亡威胁。

对于死亡,在接受《明镜》采访时索尔仁尼琴说:“不,我再也不怕死了。年轻时,我父亲的早逝给我留下了一个阴影,他27岁就去世了。我怕还没完成自己的文学计划就死掉了。但是在30岁到40岁的十年间,我对死亡的态度变得非常平静、镇定。我觉得它是人生一个很自然、但并非决定性的里程碑。”

“古拉格”是苏联劳改营体系的纪念碑,作为曾经的受害者之一,索尔仁尼琴估计有20世纪6000万人先后被赶进“古拉格”。

美国著名外交官乔治·凯南,形容这部小说对“现代社会曾经出现过一个政权,最伟大和最有力的控诉”,“索尔仁尼琴先生继承了一支是非分明、富有远见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他五官坚毅,眉头高耸,一把浓密的大胡子宛如旧约人物,看到这副相貌的人会想起托尔斯泰,也会将他认作当代耶利米:先是控诉克里姆林宫的邪恶,后又对西方道德观提出谴责。”

索尔仁尼琴作品开始在西方流传,但他最初并没有被视为俄罗斯文学的巨人,而只是斯大林的牺牲品,就像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他们一样。

与此同时全世界为索尔仁尼琴请愿的声音不绝于耳,全世界数百知识分子签名抗议苏联当局对他的压制,其中包括萨特、奥登、君特·格拉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卡波特、约翰·厄普代克、冯内古特等等。这给苏联当局巨大的国际压力。

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在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所提到的:“俄罗斯的苦难使他的作品充满咄咄逼人的力量,闪耀着永不熄灭的爱火。故土的生活给他提供了题材,也是他作品中的精神实质。在这些雄壮的叙事诗中,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罗斯母亲。”“一个国家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有了第二个政府。”索尔仁尼琴在《第一圈》中借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对文学创作的定义是,小说必须能够符合那些主宰一般人生活的道德准则才行。

索尔仁尼琴说他的命运不属于他自己,他的文学命运也不属于他个人,而是所有千百万人的命运,他要为1917年后受难的俄国人民和所有已死的人申诉:“他们没有能写下来、说出来、嘶哑地喊出来自己的狱中苦难和劳改营的发现。”

早报记者:石剑峰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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