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货幽灵,挥之不去

Feb 26th, 2011 | 目录: 读书

在小波的杂文与小说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就是身份意识。这是一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评论得近乎烂了的问题,让很多知识分子焦头烂额,争吵不休,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的趋势。相对于学者们的正襟危坐,小波倒是以嬉笑怒骂的姿态说出了一个真相,我们可能都是“行货”,这是他的身份意识。

“行货”一词,不是褒义词,有些猥琐色彩,大抵就是劣等物件的意思,要是谁瞅谁大喊:“你个行货”,意思和“你是一只蠢猪”,或者“你丫不是人”差不多,骂的狠劲虽然比操字诀的国骂显得温和,但在侮辱人格方面绝对过之甚多,还有什么比否认是人群众的一员更残酷的呢!而且,行货还有一层归属哪个涵义,货物总归是有主人的,有一个词语和它比较接近,就是奴隶,可以随意买卖,可以任意凌辱,而不必取得他的同意。《思维的乐趣》这本书hi小波杂文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很多观点有其是思想方面的见识在这本书中都有所反映。身份意识是这本书中多次提到的一个文化意识。同很多学者的理论化分析不同的,小波谈论问题总有很多实例,或者来自见闻,或者来自传统。

小波在《行货感和文化相对主义》一文中,从《水浒传》中神行太保戴宗与宋江间的一段经历讲起,说宋江被刺配到江州,归老戴管。老戴向他要好处,宋不给,老戴火了,说你就是我的行货,我想怎么着都成。这让小波想起了自己的身世,上山下乡,像个物件一样被呼来唤去,被指示着干尽荒唐事,十足一个行货。如何衡量自己是不是行货,小波总结出了一个标准: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人家”一词指向很多,可以是某一人群,可以是政治机器,可以是黑帮势力,具有很广的阐释性。这里根本不需要害怕国度阐释,中国的问题有其需要国度阐释,不然容易不了了之,到最后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小波年轻时候的经历,与许多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大同小异,被一声号召,奔赴山乡,没有谁来征求他的意见,也没有谁在乎他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这就是行货。如果说在曾经的阶级年代,政治理想吞噬一切,那在如今的经济年代,金钱已无往不胜,也无处不入,只要有利益的地方,不管你愿意还是愿意,没有人会在乎你的意见,比如各大城市的大兴土木、城市拆迁,就算你一百个不愿意,最后你还得乖乖搬走。

小波进一步说,“中国的许多典籍,自孔孟以来,讲的全是行货言论。”这话够决然,也够深刻,行货理论的背后就是奴隶哲学,有货物,就有主子,就有管制过程和折磨程序。行货一词与鲁迅先生当年的奴隶言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先生当年批判的倾向于国民性——奴隶坐稳或者不得的年代,而小波笔下强调的是社会对人的捉弄。

捉弄,源于不尊重,甚至对人的蔑视,这在古老的中国几乎是一个堪称历史悠久的“伟大”传统。虽然孟老夫子说过一些民贵君轻的疯话,估计他自己都会失掉自信,如果他能看到哪怕一小段民被侮辱的历史。所以我实在很难相信,主人公意识从何谈起,从何而来?一群行货罢了!我听过很多教授、学者讨论过时下的身份焦虑问题,当然头头是道。可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个伪命题。犹如还未吃饱饭,就开始做起如何休闲的美梦来!摆脱行货感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至于如何摆脱,药方在哪里,真是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就算小波知道,也没法说。至于无法说的原因,大家心知肚明。

行货一说,在小波这里还意味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新评估。我个人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如今有一些那年代过来的哥们,在用一种审美的态势来看待那个年代,比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血色浪漫》,不过千万别忘了,他们是红色贵族、大院子弟,他们受到的伤害相对于那些平民弟子,要少很多,至少回城、招工、考大学时,他们立刻依靠父辈们的关系,脱离农村,依然是红色一族。可是那些平民的孩子,青春被腰斩,时光被屠宰,希望被剿灭,无所依靠,等到最后回到家里,有的年已不惑,一切都晚了!我们看到的这些影片、书籍,不痛不痒地做一些批评,却美化、装扮那段该死的岁月,简直是犯混,是炫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小波在《人性的逆转》一文中,对此说得更为彻底,“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七十年代的青年人经历的一切)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被逼着为毫无价值的东西做牺牲,就是行货。小波的分析还在深入,他从弗洛伊德心理学一个原理入手——“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继而认定在忍受了那些痛苦、做出了牺牲之后,说的那些所谓困难崇高的审美冲动,近乎是一种受虐狂的特征,自己骗自己。如果还认为人,必须吃一些苦,受一些罪,才能成长,才算崇高。这种想法不但有害,而且有病。

赞美毫无价值的苦难是犯混,那是否意味着过去的七十年代就该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显然不是。我们至少得从那些把戏中,学习到一些什么,醒悟到一些道理。从这个角度而言,罪恶、噩梦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财富。如何看待远去的七十年代,是一个很大很严肃的问题。小波认为,那是一段无理智、无趣、荒唐的年代,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时代是最丑陋的时代。什么是无理智的年代,小波做了个简单而精辟的解释:“就是伽利略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无法否认,小波这样几个例子,很深刻地说明了问题。无理智时代不仅仅反科学,也反文艺,反人道,堪称恐怖。

我们曾经读过一些关于那个年代的作品,在知青小说、寻根小说方面都有一些,比如阿城的《棋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等。小波自己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想法。一个是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个就是阿城的小说《棋王》。他的态度很明确,这两篇作品都写得很浪漫,很煽情,但似乎偏离了小说的原核。陈景润先生未必幸福,因为缺乏交流,没有与同行共享。棋王未必幸福,因为无聊没事干而下棋的生活不值得过,那和手淫性质一样。大家都是行货,所谓主人翁意识,到底是谁在哄骗我们?当然,小波对这两篇小说的看法,肯定很多人不同意。这很正常,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结论自然不一样。

来源:李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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