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与好公民

Aug 7th, 2012 | 目录: 人文

好人与好公民

王小波同志早年在美国看过一部电影,片名叫做《好人先生》,主人公是个天生以满足他人需求为己任的好人,在短短两个小时的片长里忙得不亦乐乎,据不完全统计前前后后帮了二十多个人。最后一个女士的需求最无语,她把好人叫到家里来,直截了当地说:“我要你每月到我这里来两次,每月第一个星期一和第三个星期一,晚上八点来,和我做爱。你要对我非常温柔——你不能穿现在穿的茄克衫,要穿西服打领带,还要洒香水。你在我这里洗澡,但是要自带毛巾和浴衣。”

好人默默听完所有要求,起身吻了寡妇一下,说:“到下个星期一还有三天。”走了。影片的结局是这样的:好人从寡妇那里出来,开车到另一处做好事,半路上出了车祸,被卡车撞了,好人也就死了。

对于这样一个四六不靠的结局,王小波同志的总结是:“好人总是没好报,这世界上一切好人电影都是这么结束的。我们的电影也是这样,所以就用不着借鉴了。”

我特别不能同意王小波的结论,虽然现实中的好人未必一生平安,但是好人终有好报却是底层人民一直以来坚持的小团圆理想。在经历了这么多没有道理可讲的辛酸人生后,再用一个没有任何逻辑的荒谬结局收场,真正是情何以堪!

说来也怪,每当谈起“好人”,我第一个想起的既不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无情的雷锋,也不是首都公交战线的模范售票员李素丽,而是《功夫皇帝方世玉》里的雷老虎。

在那个以力服人的武侠世界里,雷老虎最爱讲的却是“要以德糊(服)人”!于是我们常常看到他这边厢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那边厢打落牙齿往肚里吞。雷老虎有着中国好人的典型特征:他们德性无亏但能力有限,与人为善却吃尽苦头,不是奸人贱人但也绝非能人强人,而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好人。

但是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将镜头摇向历史的深处,就会发现古希腊式的好人虽然也讲以“德”服人,形象却比雷老虎要阳刚隽永得多。

以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为例。尽管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热爱美与自由,后者崇尚力度、体魄和纪律,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却共享着同样的古希腊精神——对“卓越”的不懈追求。

什么是“卓越”?按古希腊人的理解,它的一个核心含义就是把事情做到极致。试举两例:

第三次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三百勇士驻守温泉关,面对数以百倍计的波斯大军进行殊死抵抗,激战了三天三夜之后,三百勇士几乎全部阵亡,只有两人侥幸逃出生天,一个是因为害了眼病,一个是因为奉命外出。当他们返回斯巴达时,遭到了所有人的鄙视,其中一位的妻子质问他:别人都死了,你为什么不去死?最终,一个人选择了自杀,另一个则在随后的战役中牺牲。

与斯巴达人的铁血纪律相比,雅典人则是另一个极端,他们如此热爱美和自由,以至于只要可能就努力去过一种智性的生活。

公元前450年前后,伯里克利率领一支希腊舰队在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附近抛下船锚,准备翌日清晨发起攻击。黄昏时分,伯里克利邀请他的副手们一同把酒畅谈,当一个年轻的侍从为他们斟酒的时候,夕阳映在少年俊美的面庞,伯里克利有感而发,引用一个诗人的文字形容他的脸上闪烁着“紫光”。身旁的另一位将军表示不同意,他更喜欢引用另一个诗人的表述,把年轻的脸庞形容成玫瑰般的颜色。伯里克利反对他的看法,谈话就这么进行下去,每个人都援引一句适当的话来应答对方,仿佛战争的阴影从不存在。

把事情做到极致!尽管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具体表现有着天壤之别,但在渴望成为“卓越”之人上却有着最为根本的一致性。

雷老虎与古希腊式好人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关键在于他们对于“德性”的理解迥然不同。“德性”的古希腊原文是aretê,经罗马人的转译成了virtue,但在学者基托看来,virtue这个译法由于过于强调道德的维度,从而“丧失了所有的希腊风味”。

古希腊人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功能”,意思是“非它不能做,非它做不好”。例如刀的特定功能是切割,马的特定功能是奔跑,钟表的功能是计时。如果一把刀削铁如泥,那就实现了刀之为刀的功能,因此也就拥有了“卓越”(aretê),此时它也就成为了一把好刀。当“aretê”这个词被运用到人的身上,“它意味着人所能有的所有方面的优点,包括道德、心智、肉体、实践各方面。”于是乎,那种全方位实现了人之为人的优点的生活就是一种“完全的生活”,这也正是希腊人对“幸福”所下的古老定义:“生命的力量在生活赋予的广阔空间中的卓异展现。”

因此,古希腊式的好人不仅在道德上以“德”服人,更追求在心智、肉体、实践全方位地以“德”服人。

伯里克利正是这样的古希腊式好人,当他率领雅典军士在前线英勇作战,当他与哲学老师阿那克萨戈拉探讨nous(心灵)的意义,当他在大战前夕与副手探讨形容词的精确性,当他在阵亡将士公葬典礼上发表震古烁今的演说,伯里克利360度无死角的“卓越”让人心驰神往。

说到卓越,有一事值得一提。在古希腊,一个人是因为卓越而获得“荣誉”。古希腊人热切地渴求获得“荣誉”,他们对此从不扭捏,内心的平静与祥和不是对卓越的恰当回报,“同侪和后人的称颂”才是。

我们万万不可将古希腊的“荣誉”混同于现代大众传媒时代的“名气”。

在熟人共同体中,由于“卓越”而赢得的“荣誉”总是与人们的直接生活经验息息相关,他们目睹你在战场上勇敢杀敌,他们耳闻你在公民大会上慷慨陈词,他们熟知你的日常操守,所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几乎不会出现。

借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古希腊好人所提供的信息是“检验品”,而现代传媒社会中的名人所提供的则是“信用品”——你“听说过”某人,这一事实是你认为他值得一听的部分理由。可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是甚至永远是停留在“听说过”某人的层面,你久仰的只是他的大名而不是他的大作更不是他的思想。这或许就是古典的“荣誉”和现代的“名气”之间的最大差别。

与古希腊式的好人相比,雷老虎们不仅缺少智性和审美的魅惑力,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占有的只是伦理意义的弱者视角,而非政治意义的弱者视角,所以他们既不追求政治参与的资格,也缺少为个体权利抗争的勇气,简而言之,他们是好人,但绝非是好公民。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古希腊的好人同时也是好公民,但好公民不一定就是好人:好人因为占有了完美的卓越(perfect excellence),所以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好公民则不同,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好公民必然与特定的政体相对应。

不同的政体造就不同的公民,这个道理一望便知。卢梭说:“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

仍以斯巴达和雅典为例。斯巴达的公民从小被教导,话说得越少越好,想得越少越好,他们相信战争是人类最高尚的活动形式,战死疆场则是好公民此生最大的荣誉。

与此相对,雅典的民主制则要求雅典公民依靠辩论和劝说来做出决定,培养他们思考、观察、理解、怀疑、质问每一件事的习惯和性格。

雅典与斯巴达的好公民乍看起来相去甚远,但事实上他们同属公民共和主义的大家族。某种意义上,斯巴达的公民身份不过是“雅典公共服务的强化形式”,因为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两个城邦都对其忠贞不二的公民忠诚和公民义务感到自豪”。这个传统延续到罗马共和国,好公民的德性就特别地体现在“勇敢、荣誉、自我克制、对神和自己祖先的虔诚以及对国家和家庭的义务感”。

对比自由主义的公民德性,不难发现,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套清单,除了强调个体权利的至上性,对于自由主义而言,公民德性突出地反映在合乎理性和公平感的德性、和解精神、与人为善的德性以及履行公共的公民职责之义务的意志,等等。这些德性看似卑之无甚高论,但仔细想想,真要在日常生活践履它们殊为不易。以和解精神为例,从去年初的钱云会案件,到“7·23”动车事故,再到岁末年初的方韩大战,数次论战下来,意见相左的各方不但没有因为沟通而相互理解,反而进一步撕裂了原本脆弱的公共空间,夫妻陌路、朋友反目的例子比比皆是。

“那些为我们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这句名言,最真切地体现了什么叫做“知易行难”。

相比伦理学意义上的黏糊糊湿嗒嗒的中国好人,我更认同古希腊人对于好人的理解——每个人都应该把潜能发挥到极致,最终成为你自己。在现代政治的背景下,若想实现这个理想,我们必须首先成为一个现代意义的好公民,这意味着你不仅应该拥有基本的权利意识,学会为个体的自由和权利抗争,还意味着你应当具备共和主义公民观的政治参与意识,因为政治自由是获得心灵宁静的必由之路。

有人说,坏制度下的个体最容易相互残害,因此要想改变这个局面,归根结底必须改变制度。这个观点自然不错,但是另一方面,制度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悲观主义者的一个潜台词是既然无法一劳永逸地改变制度,所以行动就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不相信一劳永逸的改变,我相信点滴渐进的力量。我为不知何时到来的改变做准备。■

周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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