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动物农场》

Oct 13th, 2008 | 目录: 封面

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
(奥威尔:《鲁德亚德·吉卜林》)


这是一篇极其精彩的文章。李零以深厚扎实的历史学功底,从东西方词义的辨析比较,切入到历史的大叙述概括中。面对两千多年宏大的世界历史进程,李零这篇文章算是短小精悍了。但文章依然精妙地把一切说清楚了,提供给我们一个理解分析历史和政治的新角度、新方法。 特推荐给大家一看。(鲍昆)

冷战时期,曾让太多人感到绝望,特别是夹处于美、苏之间的欧洲人。比如英国的”愤青”(愤怒的青年)愤什么?就是二次大战的”英雄”还霸占着这个世界(奥斯本:《愤怒的回顾》)。

现在,老一代的”英雄”差不多都已离去。他们留下的遗产是什么?一是战争,二是革命。它们的变奏,构成了《动物农场》的主题。

一、必也正名乎?

奥威尔的书,《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共同主题是批判极权主义。什么叫极权主义?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在西方的政治词汇中,有两组词,黑白分明,最能体现西方的价值观:

(一)好词

一)freedom(自由),和下面的词是同义词。只不过,liberty是借自法语,freedom才是英语本身的说法。

二)liberty(自由),有”解放”之义,我们常说的”解放”,其实就是”自由”。美国的”自由女神”是”解放女神”。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其中的”自由”(liberté)就是相当这个词。一般说,摆脱奴役才有自由,自由是解放的结果,但英美革命的继承人却喜欢说,解放是自由的结果–守法即自由,没有规矩的自由是不自由。

三)equality(平等),主要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其中的”平等”(egalité)就是相当这个词。《礼记·礼运》的”大同”、《墨子·尚同》的”同”,庶几近之。

四)fraternity(博爱),意思是手足之情、兄弟之情。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其中的”博爱”(fraternité)就是相当这个词。孔子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庶几近之。

五)democracy(民主),是希腊老词,本义是人民统治。欧洲政体,古典时代是分为三类六种:君主制(monarchy)和僭主制(tyranny)是一人统治,贵族制(aristocracy)和寡头制(oligarchy)是少数统治,共和制(republic)和民主制(democracy)是多数统治。亚里士多德说,这三组词,都是前边好,后边坏:君主制最好,贵族制其次、共和制又其次;民主制是暴民政治,寡头制和僭主制是暴君政治,都不好。可是现代政体,流行的却是民主制。即使君主立宪,也是虚君共和,有没有君主无所谓,关键是不能没有议会。

(二)坏词

 一) autocracy(独裁),是从autocrat来的。autocrat是独裁者(auto是自己,crat是统治)。我国帝王,称孤道寡,唯我独尊,西周时期,叫”余一人”,最像这个词。这种一人说了算的统治者,在我国,那是司空见惯,并不都叫暴君。中国的暴君,那得”独”到一意孤行、谁劝都不听、随便杀人、近乎虐待狂的分儿上。如武王伐纣,把纣叫”独夫”,就是这种暴君。

二)dictatorship(独裁),来源于 dictator。dictator,本来是罗马共和国的民选执政官,通常有两名,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从大权独揽的执政官发展而来,后来引申为”独裁者”。卓别林的《大独裁者》(TheGreat Dictator),就是用这个词指希特勒。过去,我们常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独裁”。马、恩和列宁认为,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为了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如此。专政是过渡手段,下一段才是社会主义。

三)despotism(专制主义),despot是暴君。暴君哪儿都有,没什么新鲜。比如希腊的僭主,还有某些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和尼禄),就是西人常说的暴君。他们的传统是小国传统,对暴君很敏感。我国,秦以后的皇帝,以武力取天下,没有贵族出身,有点像僭主。春秋的赵简子和陈成子,汉魏的王莽和曹操,权力很大,也像僭主,但我们不叫暴君,只叫”乱臣贼子”或”乱世奸雄”。

四)absolutism(绝对主义,或绝对君主制),学者多把这个词翻成”专制主义”,如中文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就这么翻。我国常说的”专制主义”,是个没有历史概念的混沌。其实,absolutism这个词,和despotism还不完全一样,它是专指资本主义前夜,高度集权的君主制。这种君主制,是和等级君主制相对,是和权力分散的封建制相对。它在欧洲,兴起和衰亡,时间不一样,主要在十六至十九世纪这一段(俄国拖到一九一七年)。如法国的路易十四、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国的彼得大帝,都属于这类君主。欧洲各国,绝对主义越发达,革命越激烈,法国和俄国就是如此。

absolute的意思是绝对的。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就是这种绝对主义。最近,刘北成、龚晓庄翻译了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就是介绍这类国家。

五)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才创造的新词。极权概念的发明者是意大利哲学家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或译金梯利,一九四四年被意大利共产党杀掉)。上世纪二十年代,极权的概念经墨索里尼宣传,广为人知。这个词是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

total 的意思是全面的或总体的。它强调的是党国至上、集体主义、绝对服从和军事化。totalitarian是全面控制社会的大独裁者。它的特点是全面控制: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控制个人,比传统的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更加专制,董乐山主张译为”全面权力主义”。汉娜·阿伦特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九五一),三联书店已经出了译本。

二、层层剥笋

上面的好词,全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欧洲革命的遗产;坏词,除极权主义晚出,全是前资本主义概念。它们彼此相反,有如尧、舜与桀、纣。

什么是民主?民主是小国传统。世界各大文明,早期都有这一段。

西方人讲民主,老爱搬希腊城邦。其实,希腊的民主自由是建立在侵略和奴役之上。

希腊依山傍海,利于海外贸易,利于海外扩张,玉帛女子,可从外边抢,像骑马民族一样。他们的城邦全是小国,去古未远,古风犹存,还保留民主制。但即使希腊,也有六种政体,不光民主制。古希腊,一堆小国,松散联合,居然打败比他们强大的波斯帝国,很让欧洲人自豪。亚历山大征波斯,横跨欧亚,建立庞大帝国,犹” 小邦周克大邑商”,是希腊的顶峰,西人特爱吹,叫”希腊化时期”。但他一死,土崩瓦解。

同样,罗马早期也有民主制。他们摆脱共和,走向帝国,也是顺理成章。罗马帝国,后来居上,更庞大,更发达,但即使走向帝国,也还保留城市自治,国家依然很松散,难以控制各地的反叛和阻挡北方蛮族的入侵。

中世纪南下的蛮族,类似我国的匈奴、鲜卑,本来也很民主。他们的入侵,也是”小邦周克大邑商”。庞大的罗马帝国,让他们一冲,也土崩瓦解。他们的占领,不像我们的西周封建,是归同一个王来领导,更像五胡十六国。今天的欧洲,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就是承受这份遗产。

欧洲,大地域国家不发达,小国寡民的记忆特别深。即便现代大国,也多半是靠海外殖民复制的联合体,很像城邦自治的古典时代。文艺复兴,他们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宁肯认同希腊、罗马,好像特民主。但他们也热衷过专制,不止一次。

欧洲走出中世纪,一度提倡专制:抬君权,压教权,抬专制,压封建。十八世纪,他们还羡慕过我们的专制。

当然,这种专制,早已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专制,而是上面说的绝对主义。好听的说法是”开明专制”。绝对君主制取代等级君主制,权力太大,威胁市民社会,引起反弹,才有后来的革命,申民权,抑君权,再掉过头来反专制。

他们是反封建在前,反专制在后,专制是封建的对立面。

欧洲的君主制,上有教权(宗教大一统),下有封建(国家多元化),王是小王,帝非常制。他们的帝,源出罗马,拉丁系的国家叫皇帝(imperator,原义是得胜的将军),日耳曼和斯拉夫系的国家叫恺撒(caesar)。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沙俄帝国,是欧洲的三大帝国,帝号多出罗马,一般要由教皇封。法西斯主义源出意大利和德国,这不是偶然。意大利的前身是古罗马,德国的前身是神圣罗马帝国。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一种插着战斧的笞棒)是复罗马之古,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是继承神圣罗马帝国。他们都是托梦于罗马。罗马是帝制的象征。

西方民主,是专制的对立面。但现代民主,中间隔着中世纪,并不来自希腊。它是欧洲革命的产物(西方有一种说法,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如果是这样,民主只有六十多岁了)。民主革命的理想是破旧立新,革命的结果是折中新旧。

革命,是个意向纷纭的怪物,民主也是如此。革命,既有王冠落地,也有王权复辟。民主,也是既有英国立宪传统和洛克的影响,也有法国启蒙运动和卢梭的影响。民权挑战君权和教权,结果往往是三权妥协。革命后的欧洲,不但教皇还在,九个国家还保留了王室。

极权主义不是欧洲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而是个非常现代的概念。

法西斯主义是一次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产物。当时的欧洲,很不景气,到处弥漫着对民主和进步的绝望,权力意志的鼓吹甚嚣尘上。大家希望,强者出面,收拾乱局,哪怕权力大一点。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概念,不但和罗马无关,跟中世纪也没什么关系。

极权主义是意大利法西斯的发明,纯属右翼概念,所有左翼都反对。但右翼骂左翼,也用这个词。社会主义好一点,至少可以和民主挂在一起,欧洲左翼政党,很多都是讲社会民主的党,甚至还是执政党。共产主义就不行。他们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样,也是党国至上,暴君加暴民,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是典型的西方话语。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大局已定,所有国家,站队画线,壁垒分明,维持的叫民主国家,反对的叫极权国家(现在指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国家(现在多以恐怖主义称之)。绝大多数国家,欧美和日本以外的国家,都属于后两类。这种划分很霸道。

可惜的是,奥威尔无法区别于上述话语。对左翼来说,这是难逃的困境。

奥威尔说,他天生憎恨权威,但权威反不掉(参看恩格斯:《论权威》)。暴君对他,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他的噩梦分两种,一种是法西斯主义,一种是斯大林主义。他把两种都叫极权主义。我们只有理解当时的气氛,才能理解他的恐惧。当时的世界太野蛮–反对野蛮的,同样很野蛮。

社会主义苏联和法西斯德国,一左一右,都挑战过世界格局。它们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产物: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备尝屈辱;俄国革命,强敌环伺,也被围困。它们有同样的创伤,同样的困境。贫困和战争,扭曲了这两个国家,二者颇具对称性。可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正在格局本身。

凡尔赛和约,埋下二次大战的种子;雅尔塔协议,也是冷战的根源。在这种格局下,苏联的一切都是围绕安全转,对内对外,造成种种问题,很多战略考虑,都被帝国主义化。这是革命的不幸。但只有站在格局的立场你才会说,它和法西斯德国是一家。

我们不要忘记,法西斯德国是最最反共的国家。他们和英、美的矛盾是由”瓜分”而引起,在”反共大业,同仇敌忾”上,他们和英、美是一家。

苏联的卫国战争,写进《动物农场》,叫”风车战役”。我们都还记得,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是真正的一伙。当弗里德利克悍然攻打动物农场时,皮尔京顿说”活该”,他希望的是,弗里德利克替他消灭动物农场。

奥威尔绝不会同意,弗里德利克和动物农场是同一拨儿。这就像西班牙内战,他虽痛诋左翼,恨其自相残杀,但绝不会分不清左右翼。

他说,”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为了抵抗德国,苏联人民付出了最大牺牲(不光死人,还有制度上的牺牲)。

我们不能把苏联红军和德国法西斯混为一谈,就像我们不能把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混为一谈。

三、说”东方专制主义”

西方和东方的对立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古典时代。笼统的”东方”是由笼统的”西方”制造。”普世价值”是基督教话语。

早在古典时代,欧洲人就有一种说法,希腊人和罗马人是”文明人”,他们的北边,他们的东边,都是”野蛮人”。中世纪,北欧和南欧成为同一个基督教世界,但异教的东方还是属于”野蛮人”的世界。

古典作家说,西方特民主,东方特专制;欧洲人酷爱自由,亚洲人奴性十足。他们说的西方是希腊城邦,东方是波斯帝国。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偏见。

最近,美国拍了”样板戏”,《亚历山大》、《三百壮士》,就是再现这种偏见。亚述、巴比伦(现在的伊拉克)是最伟大的文明。波斯(现在的伊朗)继承了这两个文明,包括他们的地盘。它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行政效率很高的大地域国家,所有考古发现和文献史料都证明,希腊比不了。古典作家嘲笑波斯,正如由余入秦嘲笑秦,自豪的不过是戎狄的蛮风。

换位思考,亚历山大征波斯,其实也是蛮族入侵。欧洲历史,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总是落后征服先进,后来的罗马,后来的日耳曼,都是如此。

古代东方有很多大国,没错。这些大国很专制,也没错。但很长时间里,欧洲历史学家对这些文明古国,少所见,多所怪,以为只有他们的小国寡民才叫文明,以为只有他们的松散联合才叫文明,这是颠倒黑白。

近代欧洲,他们的地理知识有长进,但文化偏见没有变。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家沿袭了古典时代的偏见。他们把西方炮舰所及的整个东方,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从古老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国,全都装进同一概念。这一概念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十足的历史混沌,它是一堆既模糊又混乱的印象:土地国有制和村社组织,大河灌溉和水利社会,绝对专制和普遍奴隶制,没有法律,没有贵族,还有早熟、停滞等等。

黑格尔使用了这类概念。他把整个东方,叫做”暴政的舞台”。

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也使用了这一概念,虽然他更关心的并不是”暴政”。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正式提出是在《经济学手稿》(一八五七–一八五八)中。但这一概念,在他第一次讲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八四五 –一八四六)中就已存在。对比二书,我们不难发现,他当年使用的”部落所有制”一词,就是相当这一概念。他把”部落所有制”(相当亚细亚)排在”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相当希腊、罗马)、”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相当日耳曼)之前。在他眼里,这种形态更古老。所以,他还保留了黑格尔爱用的”儿童”一词–和欧洲相比,我们只是早产的小儿!

今天,我们都已知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陈旧过时的概念,既不能概括东方各国的共性,也不能反映东方各国的差异,很多”特点”似是而非,很多”特点”不能成立。这一概念,经过近百年的研究,”日凿一窍混沌死”,已经寿终正寝。

专制主义只是东方的特点吗?并不是。东方,很多国家,早就是大地域国家。这不能叫野蛮,只能叫文明。更何况,西方大国有专制,东方小国有民主,双方都是既有民主,也有专制。西方民主、东方专制的历史虚构是不能成立的。

我国近代反专制,说我们反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这是误用西方的概念。

我的朋友,刘北成先生,他是治欧洲思想史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提出,人家欧洲,”专制”的反面是”封建”,这两个词怎么可以搁一块儿?最近,他再申此论(见他为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写的中译者序言),讲得更清楚,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它要反的是”绝对主义”而不是”专制主义”,更不是”封建主义”。过去,我们把absolutism译为”专制主义”已经不太合适,理解成”封建专制主义”就更加荒唐。

研究中国历史,同期比较很危险。我们要知道,中国和欧洲,从起点上就很不同,它们在时间上有很大错位。

第一,中国从很早就是大地域国家,君主制很发达。早期民主制,很难查考,没有,不必找。要找,只能到蛮荒之地。蛮夷列传诸蕃志,汉族以外的地区倒是有。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好像很重视民,但这是”事后诸葛亮”,越是大讲”民贵君轻”,越是说明民太轻。现代民主制,不管资本主义代议制,还是社会主义代议制,都是外来。两千多年来,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中国只有君主制,没有民主制。

第二,中国从很早就是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种大一统,两千多年不变,每个王朝都是二三百年的连续体,和欧洲对比很强烈。西周时期,我们也有封建,但不同于欧洲封建。朝代和朝代之间,有异族征服,异族多被汉族同化,接受的是汉族制度,也不一样。中国有专制可反,无封建可反。

第三,我国的帝制,从一开始,皇帝就有绝对权力。他把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众多民族(ethnic

groups)纳入同一个版图,类似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政教分离,宗教被国家控制,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也类似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国家。这样的国家,有君权可反,无教权可反。

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亚历山大的帝国和罗马帝国没法比,中古时期的帝国也没法比。它更像欧洲历史上的绝对君主制。欧洲绝对主义,高峰是十八世纪。难怪当时,欧洲各国,群拜康、乾为榜样。这段蜜月期,很让国人自豪,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随着他们崛起,我们衰落,反被他们骂,就连老学生日本都骂(日本的现代化是个例外,它是从封建制直接进入现代国家,欧美特喜欢)。

近代中国是在骂声中长大。别人骂,我们自己也骂。

我还记得,”文革” 后,中国的志士仁人痛感中国落后,对”封建专制主义”曾力加挞伐。他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极权主义等同于绝对主义,把绝对主义等同于历史上的暴君,老是分不清古代和现在,放着眼前说天边。当时的大家,真是骂昏了头,明明是眼跟前儿的事,什么都赖秦始皇。现在倒好,自从有了盛世感,康、乾又成香饽饽,大家特别健忘。

长期以来,”专制一锅粥”,”民主一锅粥”,占据了所有人的头脑。特别是,他们对西方的民主神话深信不疑,还以为专制主义是中国特有的传统。

这个酒劲儿应该醒醒了。

四、我为革命说几句话

我们这一代是生活在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就是奥威尔讲的”和解”。这种”和解”,其实是和而不解,就像电影中的场面:两人同时拔出枪,冷枪顶着热脑门,谁也不肯放下。

冷战的结局是什么?是同时开枪,同归于尽?还是同时扔掉枪,实现全面和解?是一方扔掉枪,被对方打死或束手就擒?还是拿枪的逼扔枪的重新捡起,继续玩前面的游戏?

目前我们看到的,不是前两种,而是后两种。

这个时期,现在叫”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是和而不解,后冷战时期是解而不和。后冷战是冷战的延续,我们只是看见个头。

革命正在被遗忘,就像拳击手死后的动物农场,变成荒诞的故事。今天重读奥威尔,我想为革命说几句话。

(一)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阿伦特说,战争是老词,革命是新概念(《论革命》)。”革命”曾经是个神圣的字眼儿,不仅是二十世纪,也是十七至十九世纪。

回首二十世纪,前后两半,对比很强烈:上一半,世界只发生过两件大事,两次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左翼风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战改变世界,世界告别革命,右翼卷土重来。

有人说,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还有什么合法?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

(二)战争与革命有不解之缘。

阿伦特说,”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论革命》)。革命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她说对了。尽管,她关注的是两者都使用暴力,暴力给人类造成太多灾难,让她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她是德籍犹太人,避祸逃美,思考原点是反犹主义)。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DNA。西方的军事传统,不但有五百年的一贯逻辑,还保留了古典时代的野蛮(穷兵黩武,奴隶比例最高)。这是他们的祖坟。

革命是战争的解毒剂–虽然革命也有毒,它们都沾血带污。

抗日战争,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斗法,缠绕纠结,纷纷纭纭,绝非书生所能解,但抗日战争成就了中国革命,这点毫无问题。

(三)要骂革命,先骂战争。

近五百年的西方战争史,绝对是一部罪恶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战争,基本方式不变,基本逻辑不变,特点就是霸道(参看拙作:《读〈剑桥战争史〉》)。

战后的美国,打仗成瘾,不打仗不能活(民主、共和两党都打,所有总统都打,除了越战结束后的卡特)。一九九○年到现在,这十八年里,美国一口气打过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到最后一步,大家想不起越南战争(当年,无论左右,谁都反)。

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很多”文明人”都投票支持过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就像希腊公民,以为战争是民主的延伸(战争与民主有不解之缘),正像奥威尔说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几乎毁掉了这个世界。

这四次战争,没有一个干净。反战是唯一的正义。

(四)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反专制是一面大旗。

中国历史,专制主义很发达,梦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专制;北伐战争,打倒军阀,统一南北,是反专制;抗战胜利,共产党用武力赶走国民党,是反专制;现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专制。一切都顺理成章。虽然,反和被反,经常具有对称性,我们的反专制,老是用一种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仿佛交叉感染。这是由残酷的环境所决定。

(五)专制是革命的对立面,但革命也会造成专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要特别声明,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利。欧洲革命后,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复辟活动发生,保守势力也有长期的延续。专制主义,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有很多变种,包括革命的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南北对抗,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复辟势力和武夫当国的北洋政府,代表保守势力;南方是国共两党,代表革命势力。由于新旧势力找不到妥协的办法,所有政治势力,全都诉诸武力和强权,被人称为”武化革命”(许倬云)。谁都无法否认,正是因为反专制,不能没有集权,特别是过渡时期。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到位。在他看来,起码要分三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头一段就是专制。马克思讲三阶段,头一段也是专制。

革命也会造成专制,有什么奇怪?法国革命革出一个拿破仑,中国革命也革出一个袁世凯,道理一样。陈伯达写过《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是历史上的王莽吗?不是。他和蒋介石一样吗?也不一样。当时,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来当皇帝。

拿破仑是个复杂人物,他是个”革命皇帝”–革命革出个皇帝,太讽刺。拿破仑的专制,一般叫”波拿巴主义”,这就是革命的专制主义。当时,”极权主义”的概念还不存在。

革命的专制主义也要反。

(六)革命是为了什么?

西方革命,有个深入人心的概念,革命是为了自由。阿伦特说,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唯一标准(《论革命》)。她说的革命,太干净,一不能沾暴力,二不能沾专制,这样的革命哪儿找?

现在的世界,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大家都说,英国革命好,美国革命更好,法国革命糟,俄国革命更糟。美国远离欧洲大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白人畜奴,有人替他们干苦活,独立之后,什么君权教权、阶级矛盾,全都可以绕过去,多好。但这是特例,全世界没有第二家。

阿伦特说,革命不是造反叛乱、以暴易暴,而是秩序的重建:法国革命,无法无天,革命革到不自由,不如美国;美国学英国,光荣革命不流血,先为自由立规矩(与保守势力妥协),所以没有混乱,没有导致新专制。这是先自由,再解放。她甚至从语源上考证,革命的本义就是复辟(《论革命》)。一句话,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

有趣的是,中国的革命之父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士敦(溥仪的英国老师)闻之,大惑不解(《紫禁城下的黄昏》)。他为什么不解?就是因为有上面的定义。

孙中山说的自由,是清室逊位后,中国面临的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没有权威,不能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我国的革命,用阿伦特的标准衡量,肯定最糟。但即使这样的革命,也是追求新秩序。

(七)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

革命,求自由而得专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远离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战争类似。没有高度集权(哪怕是由议会授权),就没有战争。没有高度集权,也没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就像不流血的战争,好是好,就是太少(认真讲,是根本没有)。

权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吗?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福利国家的计划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镇压敌对势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大部分都与战争和革命有关。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把所有的集权都搅成一锅粥,统称为极权主义,特别是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统称为”民族主义”,他们的逻辑是,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虽然在欧洲革命的谱系中,这种革命没有位置,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统而观之,通而观之,仍然很伟大。这不是国共两党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功过问题,整个上一代人的功过问题(功过往往在一块儿,人不是蛋糕,没法拿刀切)。

(八)中国革命,不容诋毁。

当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有个共同体会,让他们刻骨铭心:西方列强一向操纵落后国家的政变和内战(今天也如此,特别是美国)。它们支持的都是”弱国中的强者”,认定强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这是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强者经常换,但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各国的保守势力。

革命的老师并不支持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一边倒”,道理很简单:北伐,只有苏联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苏联支持。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长达四年,英、美都在看热闹。

早在抗战胜利前,美国就已看出国民党的腐败(他们考察过延安,有对比)。战后,机会均等,命运的天平更倾向国民党,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自己丢了天下,为什么?

一九五○年,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曾抱怨,”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s.o.b.(狗崽子,sonof bitch的缩写)合作?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

其实,这不是什么谜团。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本国的民主,而是强国在海外的利益。从巴蒂斯塔、吴庭艳到本·拉登和萨达姆,向来如此。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另一种解读。

二十一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我在一九三六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

在我看来,人们只有一视同仁地坚持要英国结束在印度不受欢迎的统治,才能去谴责发生在波兰、南斯拉夫等国的犯罪。我属于左派,因而必须在左派内部工作,尽管我十分憎恨俄罗斯的极权主义及其在我们国家的恶劣影响。(奥威尔:《致阿索尔女公爵》)

《动物农场》是奥威尔的代表作,现在已被译成六十多种文字,销量超过四千万册。出版前,他就担心,此书可能正中保守派的下怀。情况果然如此。它的出版,立刻引起了丘吉尔的极大兴趣,英国女王也马上派人买书。

这本书,很敏感。冷战时期,英美夸,苏联骂,骂和夸,都是拿它当”反共宣言”。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英国人改编,美国中央情报局掏钱,拍成动画片《动物农场》,故事的结尾被篡改:”人猪大团圆”,人去掉,光剩猪,完全变味儿。冷战氛围下的阅读趣味,决定了奥威尔的命运。他是被保守主义捧起来的。

苏联和前东欧,还有咱们中国,大家初读此书,都很震憾。很多人都问自己:他怎么比我们还理解我们。正因为有强烈共鸣,读者很容易相信,甚至比西方读者更容易相信,这是一部反苏反共的右冀作品。

但他们读错了,不管有意无意,他们只是读出了他们想听的东西,而不是奥威尔想说的东西。

一、奥威尔是左冀

欲知民主,先知左右。传统意义上的右翼是西方议会中的保守派,左翼是西方议会中的民主派和激进派。右翼多半和遗老遗少、王公贵族和宗教势力有关,而左翼则代表新兴势力,如各种民主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夹处激进、保守之间,往往是中间派。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极右翼,托派和无政府主义是极左翼。这是大致的划分,情况经常变。现在,左右两翼不断分化,有所谓新左新右。很多玩经济、玩选举、玩战争的,都是右翼的变种。很多玩理论、玩环保、玩人权的(还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同性恋等等),都是左翼的变种。现在的左翼,避实就虚,避重就轻,一盘散沙,经常往右转。

奥威尔的立场是左翼民主派的社会主义,他既恨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又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英国的保守派,他也反对。

阅读此书,知人论世很重要。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九○三~一九五○)是英国左翼作家。他的特点是痛恨暴政,同情弱者。他始终同情劳苦大众和被压迫民族,对英国式的傲慢与偏见有深刻反省。他既反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反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可惜,现在的读者只记住了他的最后一反,却忘记了他的初衷:他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才批判斯大林主义,批判斯大林主义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为被压迫者和受害者说话。

奥威尔是个瘦骨嶙峋,腼腆敏感,喜欢自讨苦吃,喜欢冷眼旁观,为生活写作,为写作生活的人。临死前,他立下遗嘱:死后不要给他写传记。为什么不要?因为他很重视生活体验,也很追求文字完美。既要真,也要美。他的小说,大多取自亲身经历。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过得很糟糕”),绝不想自曝其丑(”自传只有在披露了某些丢脸之事时才可信”)。他追求的真是一种夸张的逼真,既有写实性,又有文学性,亦真亦幻。他宁愿把他的书当自己的传记。

他的早期作品,本身就是自传或半自传性的东西。《缅甸岁月》(一九三四)是取自他在缅甸当警察的经历。他对英国在印缅地区的统治充满负罪感,因此辞职不干,放弃优厚的薪水,立志当作家。回到英国后,他深入社会底层,当了流浪汉。《巴黎伦敦落魄记》(一九三三)就是写他和流浪汉、乞丐、罪犯、娼妓相处的”赤贫之乐”。《牧师的女儿》(一九三五)和《保持叶兰茂盛》(一九三六)是他在伦敦当中学老师和书店店员时所写,主题是”穷”,大写金钱的压力。最后,他还到英国北部调查煤矿工人的生活,写成《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一九三七)。他在大英帝国治下的殖民地生活过,在英国社会的底层生活过,目睹大萧条下的社会贫困,使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起码在感情上,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他的书就是他的传记。这个人很复杂,也很简单。

第一,他不是理论家,只是文学家,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政治文学家。他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立场,宣称自己的文学是纯文学。虽然,在《一九八四》中,他也使用过当下时髦的”做爱解构政治”的手法(”腰部以下的叛逆”),但他绝不把这叫做”纯文学”,像港台的文学评论家那样。通常所谓的”奥威尔风格”就是政治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他是凭生活经验和直接感受,用最简洁明快的语言说出大实话的人,并不在乎读者的好恶。这种语言很有穿透力,有所谓”窗玻璃”之誉。

第二,他是左翼,但不是共产党员。左翼派别很多,大致有三种: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人说他是托派分子,不对;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对。他是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要说接近,也是社会民主主义。他是英国独立工党的支持者,是接近工党立场的社会主义者。当时,左翼走红,入党很时髦。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多少大学者、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纷纷加入共产党。共产党是左翼中流,但左翼不等于共产党。他对追随苏共的左翼,总是冷嘲热讽,是个非常孤立的人。

第三,他只活了四十六岁,生当二十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还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一九五○年,他就走了。他是个前冷战时期的人物。真正的冷战,他只看到个头。但他预言了冷战时期。他的影响,生前不如身后。当时的右翼,有普通右翼(如英国的保守党)和极右翼(如德、意法西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他不属于这个阵营。他骂苏联,是骂苏联变质,勾结英国保守党,跟德国和日本示好,背叛本国革命、出卖他国革命(如出卖西班牙革命),不是骂社会主义。

他是左翼,不是右翼,这点毫无疑问。

二、当左翼,不容易

奥威尔的书,是左翼批左翼。左翼批左翼,右翼当然高兴。但他毕竟是左翼。

革命是件高尚的事,也是件残酷的事。鲁迅译过《毁灭》。他早就讲过,革命都是沾血带污。

当左翼,不容易。穷人,没钱,没文化,没有军事训练的政治经验,相当激进,相当暴烈,不怕凶,就怕穷。左翼知识分子相反,最怕最怕,是个人不自由,还有破坏文化(海涅和杰克·伦敦都有这种恐惧)。他们和穷人闹革命,难免格格不入。这是左翼的最大困惑。

历史上的造反起义,经常都是腹背受敌,前怕狼,后怕虎,”杀敌一千,自杀三千”,很多人都死在自己人手里。参加革命,这也是考验。

奥威尔曾向往革命,但革命对他很遥远。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远离欧洲大陆,远离真正的革命,要想体会革命,难。

但奥威尔的时代,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整个欧洲,到处充满火药味。他还是体验过革命。

西班牙内战是二次大战的序幕,也是欧洲各派政治势力殊死搏斗的缩影。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是死了五十多万人。这是二次大战的彩排。右翼背后有德、意法西斯,左翼背后有苏联,英、美看热闹。这场战争,不仅包括左右翼之间的斗争,也包括左翼内部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奥威尔投身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军一方,同法西斯作战(海明威和白求恩也参加了)。他本以为,战争会带来伟大的社会变革,但结果却是一场悲剧。革命被革命出卖,自己人杀自己人,输掉了这场战争。

当时的左翼,主流是苏共支持的共和派。他想加入国际联队的正规军,被拒绝,因而参加马统工党(POUM)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可怜的奥威尔,他吃过法西斯的枪子,却被当作托派同情者,被苏共下令追杀。为了讨好英、美,马统工党被苏共取缔和追杀。他的很多战友被关被杀,自己是死里逃生。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九三八)就是写这一段。

他目睹了左翼杀左翼的残酷场面,体会了自己人背后开枪的滋味。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理创伤。他没到过苏联,但体会过自己人杀自己人。

我们的前辈,有类似经历。

一九六六年冬,在大别山区,有位解甲归田的老红军跟我讲过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我还记得,他是坐在一间黑咕隆咚的老屋中,烧树墩取暖,满屋都是烟,什么都看不清。我第一次听说,那么多的革命者都是死在革命的刀下。

这两年,我到湖北监利县和洪湖市跑过,调查湘鄂西苏区的四次肃反。我到过当年杀害红军将士的地点,参观过当地的博物馆。展馆中陈放着地下出土的遗物:纽扣、绳索、手铐和银元。那里有长长的烈士名单:段德昌、段玉林、王鹤、王一鸣、孙德清、旷继勋、柳直荀、李剑如……红六军和红三军的将领,几乎所有,全被夏曦他们杀掉了(旷继勋是在长征途中被张国焘杀害)。

在洪湖市的瞿家湾,我看到了段德昌的烈士证。他是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却惨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证书是一九五二年八月三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字零零零壹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烈士证:

查段德昌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革命”加在”烈士”前面,二字很沉重。

三、革命的悲剧

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奥威尔在摩洛哥养病,写成《上来透口气》。他很压抑,怀念过去(童年时代的英国),不满现在,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对未来充满恐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三九–一九四五),是当时的”三国演义”。英美、苏联和德国是世界的三极,就像中国的抗战,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也是三极。三极变两极,都是敌人之中选朋友。这就是政治。

奥威尔的选择是什么?

最初,奥威尔是个和平主义者,不希望英、德交战,然而,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成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反抗纳粹没商量。

战争期间,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东方部工作,服务于英国的战时宣传。这期间,他写过不少评论和随笔。有人说,他的文章比书更漂亮。战争结束前,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二月,他写了《动物农场》。

这本书,说出了作者最深的忧虑。

奥威尔相信,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但法西斯主义不是出路,苏联的极权主义也不是出路。他害怕,德国战败后,左翼风潮席卷欧洲,苏联模式将控制世界。尽管很多左翼人士认为,他不应该在苏军攻克柏林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刻出版此书(此书出版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德国投降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有战时的媒体管制,他们顾及与苏联的同盟关系,也给他施压。但他却说,恰恰是这一时刻,他要警告大家。

作者的寓言,为我们揭露了苏联变质的全过程。

这一过程是围绕着”七戒”的改变。

什么是”七戒”?请看小说第二章:

一曰”凡用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二曰”凡用四条腿走路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三曰”一切动物都不许穿衣裳”,四曰”一切动物都不许睡床铺”,五曰”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六曰”一切动物都不许杀害其他动物”,七曰”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

头两条,很关键。动物中的傻瓜,背不下这两条,雪球把它简化为”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最后,这两条被修正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第十章)。

第三至第五条,动物为了防止部分动物搞特殊化,宁肯拒绝人类的遗产。但奶牛的乳房涨了、树上的苹果熟了怎么办?总得有人吃喝。猪不但霸占了牛奶和苹果,还搬进琼斯的豪宅,睡在琼斯的床上,穿琼斯夫妇留下的衣裳,甚至在留给动物老同志养老的专用牧地上种大麦,准备酿酒,还到人类的农场买酒,自个儿偷着喝。他们把第四条改成”任何动物不许在铺被单的床上睡觉”(第六章),把第五条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过量”(第八章)。

第六条,禁止动物杀害动物,也被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无缘无故杀害其他动物”(第八章)。

第七条,所有动物平等,也被改成”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第十章)。

小说开头,老少校说,人类剥削动物,压迫动物,不合理,动物要翻身,造反是唯一出路。他的说法很合理。

但问题是,他们赶走人类,人类的遗产将如何处置?如果同人决裂,岂不是又回到了畜牲?如果同自己决裂,又由谁来当畜牲(不管本国,还是他国,总得有人当畜牲)?

所以造反的结果是,只有一部分动物先富起来。革命把猪变成人,其他动物还是过着悲惨的生活。

读《动物农场》,要看一头一尾,特别是结尾。

答案很清楚,这是悲剧。

四、奥威尔的恐惧

《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是什么关系?附带说一下。

《一九八四》是《动物农场》的续作。”一九八四”是把一九四八年的”四八”倒过来读,即从我出生那一年,展望三四十年后的情景。他所预言的时代恰恰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时代,即所谓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欧美是围剿的一方,苏联、中国是被围剿的一方。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读这本书,都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联想,觉得这就是早期的《古拉格群岛》。他们更喜欢《一九八四》,以为此书后出,更能代表奥威尔的思想,故事还是讽刺苏联,这个理解并不对。

很多奥威尔的评论家都认为,从文学角度讲,此书不如《动物农场》。奥威尔本人也承认,过度渲染折磨场景,是此书缺点。

《一九八四》分三部分,从真理部到旧货铺到友爱部,写的是无奈–做爱–出卖。我印象最深是第二部的最后一章。这章的短歌,非常感伤,掩卷遐思,总是盘旋在心头。

事实上,奥威尔的恐惧是从《动物农场》发端,问题集中在动物农场。《一九八四》只是其恐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放大。他的害怕,当然和苏联有关,但故事的场景却不在苏联,而在英国。他害怕的是苏联模式席卷欧美,英国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染上这种病,引起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极权化(即右翼所谓的”赤化”),他的祖国也不能幸免。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采用的不是寓言,而是预言(很多作家都想象过未来的强权社会,如杰克·伦敦的《铁蹄》,奥威尔只是其中之一),恐怖气氛很突出,读起来令人压抑。《动物农场》是写苏联,《一九八四》是写英国和以英国为叙事中心的整个世界。

故事把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年的世界分成三个超级大国–欧亚国、大洋国和东亚国。欧亚国是俄国(苏联)吞并欧洲的结果,范围是欧亚大陆的整个北部,一九八四年时已经存在。与它并存的大洋国是美国吞并英国和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结果,范围是南北美、英伦三岛、大洋洲和南部非洲。东亚国是”又经过十年混战以后出现的”,比前两个超级大国要晚十年,范围是中国、日本、蒙古和东南亚。北非、西亚、中亚和南亚是争夺地带。

这三个国家,都有核武器,拉一派打一派,彼此冲突不断,但并不真打,只是成心折磨这个可怜的世界。这是写什么?这是写冷战。

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是由”英社”(Ingsoc,意思是”英格兰社会主义”)控制的极权国家。它的权力机构下设四个部:真理部管宣传,仁爱部管司法,和平部管军事,富足部管经济。党的口号全是指鹿为马: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这个社会是金字塔结构,顶端坐着的是老大哥(Big Brother,简称BB,不可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苏联老大哥”),老大哥下面是核心党,核心党下面是外围党,外围党下面是无产者。

原书说,上等人(核心党)也可能被中等人(外围党)赶走,中等人有可能变成”新的上等人”,但受苦的永远是下等人。作者是站在下等人一边。

他批判大国之间的冷战(”战争即和平”),批判种族歧视、等级特权和不平等(”自由即奴役”),批判用谎言篡改历史(”无知即力量”)。他不相信”党”,无论是核心党,还是外围党,但他相信”未来属于无产者”,”希望在无产者身上”。”无产者”的概念,是他的道义所在–尽管在他死后,英国的”无产者”已经面目全非,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也成了”上等人”,战争与革命,工业与污染,动乱与贫穷,全都送到了落后地区,但”下等人”的概念,还是到处存在。

即使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反对的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他痛恨的伪社会主义。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 / 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 / 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 / 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但党却不歌唱。”

在奥威尔的感伤词句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结实的不可打垮的身影”–在全世界各地。

“他们的觉醒终有一天会来到。可能要等一千年。”

难道我们还没有读出他心中的”社会主义”吗?

奥威尔的预言,有些是对的,比如美、苏称霸的两极世界,还有年代稍晚的东亚崛起(他在世时已略见端倪),但有些并不如此,比如苏联吞并欧洲,英、美成为苏联式的国家。他说,他并不相信,小说中的社会一定会到来;这部小说的地点放在英国,只是为了强调英语民族并不先天优越,同样可能面临极权主义的威胁。

大洋国家究竟像谁?左翼、右翼有争论,有趣的是,很多左翼都认为,这明明就是自己的国家。更何况,先富的”上等人”欺负后富的”下等人”,还是以富国为源头。

这里有趣的是,故事反复提到”电屏”,也就是老大哥监视整个社会的那个无所不在的设备。这个发明,现在使用很普遍。监视器、摄像头,哪儿哪儿都安–除了厕所(有人甚至提议,特殊情况也可安,比如有人在厕所里交换毒品,经公安部门批准),特别是在”自由世界”,特别是在反恐战争愈演愈烈的现在。

学者多已指出,奥威尔是把他在BBC的工作经历写进了这部小说。他很清楚,战争宣传总是充满谎言(后来的冷战也不例外),他想讲真话。故事中的真理部,原型是什么?很多读者想不到,其实就是BBC的东方部。那是一个蜂窝式的办公场所。BBC的名称本身,也使我联想,它就是老大哥(BB)的公司(C)。

福柯曾把”监视”当做”规训”(社会对人的强制驯化)的一环。老板监视员工,校长监视教员,警察监视犯罪分子嫌疑人,”电屏”很有用。反过来,不可能。反恐提高了”电屏”的地位。

工程,可以用直升机监视。天上还有卫星,可以监视一切。有人吹,卫星可以看见地面上的一张的报纸。还有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时代,那时的窃听,也转回来了。对恐怖分子可不可以拷打,也被布什拿出来讨论(其实已经用了,据说”很有用”)。

说起办公室,我会想起托夫勒。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单位组织大家学《第三次浪潮》。老托说,革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变成古董。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技术万能。不但革命不可能,就连足球也将消亡,你回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高老庄–全都散伙。当时,有个朋友办了份报纸。我问他,你们的办公地点在哪里?他说,哎呀!你真老土,连这都不知道,人家托夫勒说了,有了电脑,就不用上班。现在怎么样?电脑倒是有了,更得上班。都不上班,老板怎么当?

即使民主社会,民主也不是至高无上。国家,上有上帝,下有老板。老板可以世袭,有如君王。

打卡,格子间加电脑,这是标准的办公场所。

我们是这样”走向未来”(当时有套丛书叫这个名)。

五、创作灵感:小孩和马

一九四七年三月,奥威尔为《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写了个序言。他向俄语读者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讲了此书的创作缘起。

第一,他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不是出于什么理论上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于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他是目睹了缅甸的殖民地生活才痛恨帝国主义,目睹了英国北部矿工的困苦无告才拥护社会主义。当时,他还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

第二,他说,他反对苏联的极权主义,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在西班牙内战中是被苏共当托派分子追杀,很多朋友被关押和枪决,罪名是与法西斯主义者共谋。这一大搜捕与苏联国内的大清洗是同时发生,是大清洗的补充。当时,苏共是左翼中流,很多知识分子都相信苏共的谎言,他认为,作为幸存者,他必须揭露这些谎言。

第三,他说,他从没有去过俄罗斯,他对苏联的了解是通过书报的介绍,仅仅是个旁观者。”即使我有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苏联内部事务: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最后这段话,值得玩味)。

奥威尔说,”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坚信,如果我们要振兴社会主义运动,打破苏联神话是必要的。”他从西班牙回到英国,一直想用一个故事来实现这一目的。有一天,在他居住的乡间(沃灵顿),他”看到一个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孩子就用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结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很多年前,我也想过这类问题,买过点讲动物的书,想写《畜牲人类学》。我觉得,古今统治术,全靠驯化–人类驯化人类。基于生物学原理的奴隶制和种姓制,并不纯粹是古代的事情。正如共产主义可以回溯到原始社会,整个人类文明也可追到奴隶制。从此,人和人的差别,要比人和动物的差别还大。这是真正的分岔口(美洲,晚到十九世纪末才废奴。印度,至今仍有种姓)。

《动物农场》是以动物与人类决裂始,动物与人类和解终。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奥威尔特别指出:” 许多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它以猪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场。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来是要在一种很不谐和的高音符上结束,因为我是在德黑兰会议以后马上写的,大家都认为该会议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可能范围内最好的关系。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到哪里去……”

在奥威尔的笔下,”和解”并不是好词。

二次大战前,苏联为了向英、美示好,宁肯放弃西班牙革命;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曾修好德、日。二次大战后,苏联和英、美瓜分世界,也与它的安全战略有关。

这些都受到奥威尔的谴责,让他觉得,和帝国主义没两样。

但是,如果我们从苏联的角度考虑一下,苏联不这么办,又有什么选择?

弱肉强食:强才欺人,不强被人欺,是列强的游戏规则。

不被人欺,也不欺负人,难。

六、矛盾的奥威尔

很多左派,都是叶公好龙,既盼望革命又害怕革命,既同情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又害怕他们的愚昧和暴烈。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政治环境,往往都是”洪桐县里无好人”。

上面说过,奥威尔生活的时代,有三股政治势力,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落实到国家,就是英美、德国和苏联。它们都是互相利用,互相拆台,握手翻脸随时来。

反对决定立场:有些人,因为苏联发生了斯大林的清洗,宁肯和法西斯主义合作;有些人,因为害怕法西斯主义暴政,也不去谴责苏联的不义。只有奥威尔说,他都反对。

奥威尔的早年,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七年,主要是痛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一九三七年,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回国后为英国广播电台服务,则是反抗法西斯主义。一九四五年,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他又害怕极权主义会控制世界。

他是个”三反分子”,什么都反。但他所反,互相都反,主要矛盾里面有主要矛盾方面,你到底以哪个为主?毋庸讳言,奥威尔的晚年,他的心病,主要是苏联的极权主义,确切地说,是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吓跑了西方的左翼。

奥威尔辞世前,曾出过一个”黑名单事件”。他有一位女友,西莉娅·佩吉,在英国外交部的情报研究处(IRD)工作。这个部门设立于一九四八年,目标是全球性的反苏反共宣传。一九四九年三月,情报研究处派西莉娅看望奥威尔,想请他为他们写东西或推荐他人写东西。他有个笔记本,上面有一百三十五个人的名字,包括演员、记者和作家。他向西莉娅提供了其中的三十五个人(其中有卓别林、萧伯纳等人),说明哪些人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或支持者,”不应被委以宣传之任”。一九九一年,这个名单被部分公布,引起很大争议。有人指责他是告密者,也有人替他辩解,说他只是不同意请这些人写东西,并没有叫当局抓这些人。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奥威尔的天平毕竟是倾向于英、美,他很难掩饰自己对苏共的恐惧。这是后来左翼纷纷向右转的原因(注意:现在的西方左翼,在很多问题上比右翼还右)。

在《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的序言中,他把苏联和英国做了对比。他说:

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极大的阶级特权和(即使在现在,在一场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战争之后)极大的贫富悬殊。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人民生活了好几百年而没有发生内战的国家,法律相对来说是公正的,官方的新闻和统计数字可以几乎一概信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气氛中,像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没有真正了解的……

奥威尔是个社会主义者,但在他的价值体系中,自由和民主压倒了一切。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

他反对法西斯主义,西方主流社会也反;他反对极权主义,西方主流社会也反。自由民主是欧洲走出中世纪反教权、反君权的产物,这是西方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苏联抛弃这份遗产,他无法接受。

那么,他又怎样区别于他反对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呢?

这才是问题所在。

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李 零
《读书》 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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