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柴静 1 中学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道“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课后题问“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那年热得出奇，小孩拒绝吃奶，专门哭号；大人不肯吃饭，立志喝水。我得赶文章，左手挥扇与打苍蝇，右手握笔疾写，汗顺着指背流到纸上，我的财力离添置电扇与冰箱还太远。对于钱财，我向无计划。钱到手不知怎么就全另找了去处。袋中至多只带一块钱是个好办法，不然手一痒则钞票全飞。

在纳粹德国，所有的媒体都归一个地方管，这地方就是宣传部，而宣传部又归宣传部长管。那么，宣传部长都干些什么呢？我们看看宣传部长戈倍尔博士一天都干些什么。

要和一位与你观点相左的人讨论得愉快，那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因为这意味着双方对议题不夹带道德判断，对讨论的结果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无知，而这在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看起来并不算是一种常见的品质。事实上，知识分子常常因为博识而容易陷入一种自己难以察觉的境地——即所谓“博识的无知”。

北京的故宫据说曾经有个故事。1949年建政之后，原本叫做“大清门”的地方要改名了。可能是想利用一下原来的木料，工匠打算把“大清门”的匾额翻过来重新刻字。翻过来一看傻了，后面已经有“大明门”三个字在上面。估计那是清朝建政之后，那时候的工匠与现在的工匠想到一起去了。

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萨达姆等独夫民贼建立的极权独裁体制虽然已经消亡，但这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反文明体制并没有成为历史。它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只有一步之遥。

吴经熊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法官和律师，与当时美国的法学家、大法官霍姆斯有过不错的学术交往。后阪依基督，由其翻译的“圣咏”受到蒋公赏识。 1947年，他作为中国第一任驻教廷大使，被民国政府派往梵蒂冈。1949年年初，国共内战正酣，蒋公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孙科任行政院院长。孙与吴经熊为多年好友，因内阁很多职位空缺，急电吴回国，要他出任司法部长一职。回国后很多朋友劝阻吴不要出任，吴说：“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只要我行得正，就不怕引火上身吗？如果人人都在政府危急的时候退缩，那只会加速它的倒台。”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 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追悼会开过以后，我清醒了许多。因为我已经确信，“毛主席万岁”的神话破灭了。 ——题记

1：面对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够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弗里德曼给予了彻底的改造：“自由社会中的人们不应该这样思考问题，而应该问，什么可以交给政府，什么不可以交给政府，如何防止我们建立的政府来侵害我们的自由？”因为在弗里德曼看来，对自由的最大伤害来自于权力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