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叟《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项塔兰》，既是自传，又是小说。书的作者和主人公大卫·罗伯兹简直就是新时代的卡萨诺瓦，哲学教师、学生领袖、重刑囚徒、贩毒的恶棍、住在贫民窟的善人、阿富汗战场的战士……他的人生，比小说更传奇；而他的小说，很可能让强尼·戴普即将改编上映的电影黯然失色。
“丁磊内心强大是外界无法想象的，他在非常年轻时就经历了如此多的风风雨雨，其中的滋味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更难得是他没有迷失。他那么年轻那么有钱，外面世界诱惑实在太大了”
我们的大脑中并没有一个自控开关,打败诱惑的唯一方法是回避它们,即转移注意力。 40年前，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米切尔做了一个考验儿童耐心和意志力的棉花糖实验，十几年后，研究者发现那些通过实验的孩子成年后更加成功。多年来，心理学家一直认为智力是预测人生成败的最重要因素。但米切尔认为智力其实受制于自我控制力，“我们无法控制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
作者：王小波 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一篇文章、一本书的标题，往往比内容更重要。因为世人都很忙，大多没有时间读书看杂志。所以，“大企业搞垮自己的七种战略”、“折磨你的顾客吧（他们会喜欢的！）”、“你的客户恨你吗”这样的标题至少能把读者拉进来看两眼。
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沉默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价值观很简单：开口是银，沉默是金。一种文化之内，往往有一种交流信息的独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语言，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文化可以传播，等等。这才能叫作文化。
编者按：我们打算发布一些王小波的杂文，也算是重温经典吧。请读者们关注本系列今天我们重读王小波。 王小波用他短暂的生命给世间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有人欣赏他杂文的讥诮反讽，有人享受他小说的天马行空，有人赞扬他激情浪漫，有人仰慕他特立独行。编者认为，在这些表象的背后，他一生最珍贵的东西，是对自由的追求。
卡夫卡曾说：“摧毁这个世界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我们的任务：一、如果它是邪恶的，也就是说是为我们所厌恶的；二、如果我们有能力摧毁它。第一种情况在我们看来已经具备，第二点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摧毁不了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不是把它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建造起来，而是我们误入其中，说得更明确些，这世界是我们的迷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