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们将鹅卵石塞进死刑犯的嘴里，给他戴上头套，然后枪杀。

在关押朝鲜政治敌人的14号劳改营，禁止两人以上的聚集，但行刑时例外。每个人都必须参加。

韩国政府估计，大约15.4万人被投入朝鲜的劳改营，而美国国务院掌握的数字则高达20万。规模最大的占地面积相当于洛杉矶市，长31英里，宽25英里。第15和18号劳改营有再教育区，被关押人员在这里接受补救教育，学习金正日和金日成的指示。其中一些人会被释放。其它的劳改营属于“完全控制区”，那些被认定为“不可救药者”服劳役至死。

申所在的14号劳改营属于完全控制区。它建于1959年，位于南平安道的价川，关押着大约1.5万人。这个劳改营长30英里，宽15英里，整个营地设在山谷里，两侧山岭陡峭，沿山谷而建的是一些农场、矿山和工厂。

申和他母亲居住的区域，是劳改营中条件最好的。他们有自己的房间，不过是直接睡在水泥地上，他们还与另外四家人共用一间厨房。每天供电两小时。没有床、椅子或桌子。也没有自来水。

如果申的母亲每天完成工作定额，她就能带回家一些食物。早晨4点钟，她会为自己和申准备早饭和午饭。每餐都一样：玉米粥、腌白菜和白菜汤。申总是吃不饱，母亲刚刚出门去工作，他就会把午饭也吃得精光。他还吃掉她那份。当她在正午干完活回家时，找不到吃的，就用铁锹暴打他。

她叫张慧静。她从未告诉过他自己的过去、家庭，以及她为何被关进劳改营，他也从没问过。她能有这个儿子，完全是看守们安排的结果。劳改营中存在一种“奖励”婚姻。看守们选择她与那个后来是申的父亲的男人作为彼此表现良好的奖品，结为夫妻。

单身男女按性别分别安置在不同宿舍。第14号劳改营的第8条这样规定：“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有性接触，一旦违犯，格杀勿论。”奖励婚姻是唯一不受禁欲条款约束的方式。看守们每年公布4次奖励婚姻。如果官方安排的配对一方认为对方太老、残暴或者丑陋而无法接受，看守们有时会取消这种婚姻。一旦被取消，涉及的男女任何一方以后均不再有结婚的机会。申的父亲申境燮曾对申说，他能娴熟地操作车床，作为报酬，张被许配给他。

结婚后，夫妻可以连续5晚同床共寝。然后，申的父亲每年只能有几次探亲的机会。他们的大儿子申希根生于1974年。申在8年后出生。兄弟两个几乎不相识。申4岁时，他哥哥就住宿舍去了。

看守告诉孩子们，他们因为父母犯下的“罪”而成为囚犯，但他们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服从管教并告发自己的父母“洗清”自己生就的罪恶。

一天，申与母亲一起在地里插秧。她落在了后面，看守就强迫她跪在地上，双手高举，直到她不堪烈日的蒸烤而昏倒。申不知道该对母亲说什么，便一言未发。

在夏日的夜晚，男孩子们会偷偷溜到附近的果园，摘未熟的梨吃。被抓到后，会遭到看守一顿暴打。不过，看守们倒是不在意申和他的朋友们去吃老鼠、青蛙、蛇和昆虫。吃老鼠是生存的保障。老鼠肉可以使他们免得糙皮病，这种病很普遍，原因是他们的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和烟酸。得了这种病的囚犯们会经受皮肤病变、腹泻和痴呆症的折磨。这往往带来死亡。申开始热衷于捉老鼠。到了晚上，他和同学们在小学校汇合，吃烧烤老鼠。

申的老师是个看守，身穿警服，屁股上挂着一把枪。1989年6月的一天，他突然对这些孩子搜身。结果，他在一个瘦小的女孩身上查获了5颗玉米粒，在申看来，那个小女孩像仙女那样美丽。老师命令这个女孩走到教室前面，然后让她跪下。他挥动着教棍，朝着她的头部不停地击打。申和他的同学们默默地看着，她头上鼓起了包，血流满面，然后倒在地板上。申和他的同学一起把她抬回了家。就在那天深夜，她死了。

申的学校边上是面山坡，上面有条标语：“服从一切禁令。”他背下了劳改营的10条禁令，至今仍能复述。14号劳改营第3条中的第3项规定：“任何偷窃或藏匿食物的人，立即处决。”申认为小女孩被惩罚是正当的。那个看守老师一直给他们上课。休息时，他允许学生们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在每个周六，他有时还让孩子们花一个小时互相从头发中找虱子。申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

14号劳改营的卫星图片 来源：/EPA

小学生每周上6天课。中学生上7天，每月休息1天。冬天，所有学生（大约1千名）被调集去看守们住的村子清扫厕所。申和同学们赤手将冻成块儿的粪便打碎，扔到架子上，然后拖到外面做肥料。夏天，学生们在地里拔草，从早晨4点一直干到黄昏。

肥皂是一种奢侈品。申的裤子早已肮脏不堪，被污泥和汗水无数次浸透，变得硬邦邦的。天冷后，人们不能在河里洗澡或在雨中冲洗时，申、他母亲和那些同学们就像农场中的动物一样浑身散发着腥臊味。

在校期间，申有两个一起上学好伙伴，男生叫洪成超，女生叫文成心。申把洪成超当做自己的知心朋友。他们一起玩儿抓子游戏，两人的母亲在同一个农场干活。但他们从来没有去彼此的家中做客。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利害冲突毒害了相互间的信任。为了分到额外的食物，孩子们争相向看守举报邻家的吃喝穿戴和言谈方面的异样。

申9岁那年，遵照老师的要求，他和同学们一起去火车站捡煤渣。在去车站的路上，他们必须经过山坡上的看守生活区，看守们的孩子居高临下，大喊着： “反动派的狗崽子来了。” 随后就扔石头，劈头盖脸地砸他们。申和同学们尖叫着，四处躲避。一块儿石头打中了申的头，他倒在地上。他醒过来时，发现许多同学都在痛苦地呻吟，到处都是血。 文成心也被打昏了。

老师看到他们浑身是血躺在地上的时候，非常生气。“你们不去劳动，躺在这里干什么？”他喊叫着。学生们怯生生地问他，那些昏过去的同学怎么办。“背上他们走，”老师命令道。

申和同学们上中学后，几乎还是文盲。但他们已经过了在课堂学习的阶段。老师们变成了工头。中学不过是为矿区、农场和森林工作提供劳力的中转站。一天工作结束后，大家聚在一起做冗长的自我批评。夜里，25个男生睡在地板上。

1996年4月5日是周五，申的老师告诉他，因为表现好，奖励他回家与母亲一起吃晚饭。回到家后，他吃了一惊。在劳改营水泥厂工作的哥哥也回来了。看到小儿子回家，母亲并不显得高兴。她并没有说欢迎回家或者很想念他之类的话。 她用家里仅有的一口锅熬玉米粥，每天定量配给的玉米面仅有7百克。申喝过粥之后，就去睡觉了。

过了一段时间，厨房里的说话声吵醒了他。他透过卧室门偷看。他母亲在做米饭。对于申来说，这就像是打了他一记耳光。他每天都吃味同嚼蜡的稀粥。现在，他的哥哥居然能吃到米饭。申猜想一定是她偷来的，每次偷几粒，积少成多。申气愤至极。他侧耳偷听他们在说什么。原来申希根并没有放假。他是未经许可偷跑回家的。他母亲和哥哥正在讨论该怎么做。

逃跑。申听到哥哥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吓坏了。他没有听到母亲说也要一起逃跑。但她并没有说这样有什么不对，虽然她很清楚，假如他成功逃跑或者逃跑过程中被打死，她本人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会被拷打，并很可能被处死。每个囚犯都知道14号劳改营的首条禁令中的第2项：“任何逃跑行为的目击者，如果不向当局报告将被立刻处死。”

他的心怦怦跳着。他很生气，母亲居然为了哥哥让他承担巨大风险。他同时对哥哥能吃到米饭而心生嫉恨。申在劳改营环境中获得的第二本能占了上风：他必须向看守举报。申跑回了学校。当时是凌晨1点钟。他告诉谁呢？在拥挤的宿舍里，申叫醒了他的朋友洪成超。洪告诉他，去找学校的夜班警卫。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申对警卫说，“但在说之前，我想要些东西作为回报。”申希望得到更多食物，并希望被任命为年级组长，这个职位可以确保他少干活，少挨打。警卫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后让申和洪回去接着再睡一会儿。

到了早晨，一群穿制服的人来到学校。他被戴上手铐，蒙上面罩，汽车载着他，悄然驶向地下监狱。

“你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吗？”问他的军官并不知道，或者根本不想知道，申其实是个忠诚的告密者。“今天佛晓，你母亲和哥哥在逃跑时被抓住。你知道这件事吗？如果你想活着，就把知道的都交代出来。”

申后来才弄明白，那个夜班警卫自称发现了这个逃跑图谋。但在那天早晨，申懵懂无知。他只有13岁，茫然不知所措。最后，这个军官朝他推过来几张纸。“这样的话，你这个混蛋，按手印吧。”

这份文件是家庭犯罪记录。上面解释了他父亲一家被关押的罪名。他父亲不容宽恕的罪名是，他有两个兄弟在韩战期间逃往南方。申的罪名是，他是他父亲的儿子。

申的牢房很小，几乎没法躺下。没有窗户，分不出昼夜。没有吃的，也不能睡觉。

大概是第3天早晨，狱警们走进申的牢房，一言不发，给他戴上脚镣，把一根绳子挂在屋顶的钩子上，然后将申头朝下悬起来，然后扬长而去。他们直到晚上才回来。第4天，穿着便衣的审讯人员来了。申被带离他的监舍，来到一个光线昏暗的房间。屋顶上悬挂着锁链。墙上挂着锤子、斧头、钳子和棍子。他还看到桌上放着一种用来夹滚烫金属的夹钳。

“如果你现在告诉我们真相，我会救你一命，”主审官说到。“不然的话，我会杀了你。明白吗？”

他的副手们扒光申的衣服，将他绑在架子上。他们做完后，他的身体呈现U形，脸和脚朝向天花板，裸露的后背冲着地面。主审官咆哮着审问他。他们把一个炭火盆拖到他身下，然后，夹钳伸向火中取燃烧着的木炭。令人无法忍受的痛楚袭来，身体烧焦的气味弥漫在四周，他拼命地挣扎。其中一个狱警抓着一个铁钩，刺着他的腹部，将他的身体按在炭火上方，直到他失去知觉。

申苏醒过来时，已被送回他的牢房，身上沾满了屎尿。后背满是燎泡，钻心地痛。脚踝周边的肉被撕扯掉了。烧伤处感染，他开始发烧，没有食欲。

申猜测过了大概10天，他被最后一次提审。审讯就在他的监舍进行，因为当时他太虚弱，无法站立。他头一次为自己辩解。“这件事是我举报的，”他说。“我表现很好。”审问他的那些人并不相信。他便恳求他们去向洪成超求证。

申高烧不退，情况越来越糟，后背上鼓胀的水泡里充满脓水。监舍里的气味难闻，狱警们不愿踏足。过了几天，申被转移到另外一间牢房。他被判缓刑。洪证实了他的说法。学校那个值夜班的警卫也永远消失了。

按照14号集中营的标准衡量，申的新狱友显得有些老，大约50岁。他拒绝说出自己为何入狱，但对申说他在这里已经很久了，真想看到外面的阳光。他皮肤惨白，瘦骨嶙峋，名叫金振明。他让申叫他“叔叔”。随后大约2个月，叔叔精心照顾申，用咸菜汤洗他的伤处消炎，按摩他的胳膊和腿，免得肌肉萎缩。“孩子，来日方长，”叔叔说。“人们都说，即使是老鼠洞，阳光也能照到。”

老人疗治和宽慰让这个孩子焕发了生机。他不再发烧，头脑清醒了，烧伤处逐渐凝结成痂。申感激不尽，又深感困惑。他从来就不信母亲会确保他不被饿死。在学校的时候，他不信任任何人，而且还告发每个人。但他得到的报答，却总是虐待和背叛。在牢房里，“叔叔”慢慢地改变了他的心境。

“叔叔，给我讲个故事吧，” 申会说。老人就给他描述外面的食物什么样，味道如何，吃起来怎样。多亏了他生动而诱人的描述，烤肉、炖鸡和在海边吃美味的蛤蜊等等美食让申又有了强烈的食欲。申猜想他以前是个大人物，受过很好的教育。

一天，一名警卫打开了牢房的门，递给他那身校服。

“让我握一下你的手，”叔叔说。紧紧握住申的双手。申不想离开。他以前从未信任，或爱过任何人。在今后的岁月，他会常常想起这位老人，但很少想到他的父母。但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叔叔。

然而，申没被放出去，而是被带进了一间屋子。4月的时候，他在这里头一次被审讯。现在是11月。申已经14岁了。他已经半年多没见到阳光了。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父亲跪在那里，坐在桌后的是两个审讯人员。在他旁边跪下后，申看到他父亲的右腿不同寻常地甩到一边。显然，申境燮也遭受了酷刑。

在保密表格上签名后，父子两人被戴上手铐，蒙着面带上车走了。申猜想着他们可能会被释放，但过了半个小时，当车停下时，面罩被取下，他几乎被吓死了。他看到了聚集的人群。申现在能肯定的是他们父子会被处决。他大口呼吸着，对自己说，他很快就不能这样呼吸了。

“处决张慧静和申希根，她们是人民的叛徒，” 高级军官宣布。申看着他的父亲。他在无声地哭泣。当狱警把她拖到刑场时，申看到他母亲面部肿胀。他们强令她站在一个木箱上，塞住她的嘴，将手捆在身后并在脖子上套上绳套。她环顾人群，发现了申。他拒绝与她对视。狱警把木箱抽掉，她拼命挣扎着。在母亲挣扎的同时，申心想她罪有应得。

申的哥哥看上去很憔悴，狱警们把他绑在木柱上。三名狱警朝他连开三枪。他在想，哥哥同样罪有应得。

申被送回了学校，他的老师深感愤怒，因为他没有得到揭发逃狱阴谋而立功受奖的机会。他强迫申跪在地上，连续几个小时，不让他上厕所。同班同学抢夺他那份食物，对他连打带骂。申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再次从事重体力劳动又使他饥饿难耐。在食堂里，他用手蘸洒落在地板上的汤，然后把手指舔干净。他到处搜寻米粒、豆子或者残存在牛粪里未消化的玉米粒。

自从进过监狱后，申就意识到有些东西他可能再也吃不到或者看不到了。污秽不堪、臭气熏天和惨淡无望的劳改营生活摧毁了他的精神。他陷入无尽的孤独、悔恨和渴望之中。最重要的是，他恨透了父母。由于他母亲的过错，自己才遭受酷刑折磨和在学校受人欺侮。他恨父母的自私，在劳改营中还要生育，他们的后代注定要死于铁丝网里面。

在申的母亲和哥哥被处死后，申的父亲曾想宽慰他。“你还好吧？你哪里受伤了？”他父亲不断地问他。申满怀怨愤，置之不理。

在学校难得的几天假期里，他该去看望父亲。但两人见面后，申经常一言不发。他父亲试着道歉。“我知道你受的苦，都是我们的错，”他说。“你生在这样的家里，很不幸。可你能做什么呢？这都是命。”

到了1997年3月，大约出狱4个月之后，饥荒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老师和同学总是为难他，他根本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充饥。结痂的伤处仍在流血。他越来越虚弱，经常完不成定额的工作量，由此招致更多的毒打、更少的食物配给和更多的流血。

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 一天早晨，经常折磨他的老师不见了。新来的老师有时私底下给他一些食物。他还减轻了他的工作量，停止了打骂。申的体重增加了一些。烧伤处也痊愈了。新老师的种种做法令申困惑不解，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但申确定的是，假如没有这个老师的帮助，他早就死了。

1998年，申与数千名囚犯在大同江上的一个水电站大坝工地干活。这里的劳动日夜不停，大部分挖掘和建坝的活都是用铲子、桶和双手进行。申曾目睹集中营中犯人死于饥饿、疾病、毒打和处决，但从来没经历过日常劳动中丧命的场面。这场人间惨剧发生在1998年7月，大同江上突然山洪暴发，在大坝上干活的数百名工人和学生被洪水冲走。申马上被召去掩埋尸体。

第2年，中学生涯结束了。申已经16岁，该分配固定工作了。他的老师宣布每个人的去向，不加任何解释，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在哪里度过余下的一生。申所在班级中多半儿被分配到煤矿，那里经常死人，塌方、爆炸和瓦斯中毒是家常便饭。大部分矿工都会得黑肺病，至多能活到40多岁，如果没有发生意外的话。文成心被分配去纺织厂。洪成超去了煤矿。申此后再也没见过他。

申被派到养猪场，在这里，他可以把玉米、洋白菜和其它蔬菜当零食吃，有时还能睡个午觉。在农场一直干到20岁，申相信自己找到了今生的归宿。但在2003年3月，他被转派到服装厂工作，那里有上千名女工缝制军服，每天工作12小时，两班倒。申的工作是维修她们用的脚踏式缝纫机。

2004年夏天，他在搬一台这种铸铁的缝纫机时，它掉到地上摔坏了，无法修复。由于缝纫机被认为比囚犯的生命还宝贵，工段长抓住申的右手，砍掉了中指上的两节。

虽然如此，到了10月份，厂长命令他辅导一个新来的重犯。申的任务是教朴永哲如何修理缝纫机，并成为他的朋友。申必须一字不差地汇报朴的言论，包括他自己的过去，参与的政治活动和家庭方面的情况。“朴必须供述自己的罪行，”厂长说。“他交代的还不够。”

朴谨慎听从申的管教，并对涉及自己过去的一些问题，敷衍了事，只字不提。沉默了大约4周之后，朴突然问了一个私人问题：“敢问，您家在哪里？”

“我家？” 申说。“我家就在这里。”

“舍下在平壤。”朴说。

朴很有教养，大约40多岁，但他表示谦卑的敬语令申感到厌烦和窘迫。

“我比你年轻，”申说。“请不要用敬语对我说话。”

“好吧，”朴回答道。

“顺便问一下，”申问他，“平壤在哪里？”

申这一问，让朴目瞪口呆。他只好解释说，平壤在这个劳改营的南方，距离大约50英里，是朝鲜的首都，那里住着国内权力很大的人。朴说他在那里长大，然后去东德和苏联留学。回国后，他负责管理一家跆拳道训练中心。他接着描述营区外的生活，包括钱、电视机、计算机和移动电话等。他还告诉申世界是圆的。

朴讲述的大部分内容都让申很难理解、相信或者关心。最能引起他兴趣的是，美食，因此，他不断追问这方面的内容。朴就向他解释中国、香港、德国、英格兰和前苏联在鸡肉、猪肉和牛肉的烹制上存在的哪些做法。申完全沉醉于美食的想象中，他作出了也许是平生第一宗出自内心的决定。他选择了不去告发。

朴讲的故事让他上瘾，但当他一天夜里唱起歌时，申吓坏了，他怕工头会听见。

“快停下，”申着急地说。

申从来没唱过歌。他接触到音乐的唯一经历是在农场时，听到卡车上的高音喇叭放出的军队进行曲。对申来说，唱歌令人不自在，而且存在巨大的风险。

朴问他为什么听到一首歌就这么害怕，却愿意听那些具有煽动性的说法，比如金正日是个窃贼，朝鲜肮脏不堪。

2004年12月，申开始想着逃跑。朴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尊严以及讲的那些故事，唤起了申对自己未来的憧憬。他突然明白了自己身处何地，失去了什么。14号劳改营不再是家园；它是个囚笼。他现在有了一个走南闯北的人帮助他逃离。

他们的计划很简单——并且有些疯狂地乐观。申负责想办法闯过电网。朴负责带路逃往中国，然后在朴的叔叔帮助下转去韩国。在提出两人一起逃离的想法之前的那几天，申心烦意乱，寝食不安。也许朴会去告密，自己也会像母亲和哥哥那样被枪毙。即使朴表示赞成后，申仍然疑虑重重：他能出卖自己的母亲；朴为何不能出卖自己？

但无法抑制的兴奋战胜了恐惧。生平第一次，他有了盼望实现的目标。每天一起干活的时候，他们便不停地悄声细语，谈论着在中国正等待他们的饕餮大餐。他们决心已定，如果被发现，朴可以用跆拳道把那些看守除掉。

申从狱友那里偷来一些衣服，然后静待时机。机会来了。过年时，厂里难得放两天假。申在12月底得知，他们这个维修小组将在1月2日去铁丝网附近的山上剪树枝并收集木柴。

申最后一次去看望他的父亲。两人的关系一向疏远，而且越来越冷淡。他们在沉闷的气氛中一起吃了年夜饭。申对逃亡计划只字未提，也没有特别的告别举动。申不由得想到一旦狱警们得知他已逃跑，就会找到他父亲，然后把他关进地下监狱。

第二天清晨，申、朴以及其他25名囚犯出发去山上干活。他们几乎到了接近山顶的位置，大约海拔1200英尺。太阳照在厚厚的雪上，很耀眼。警戒塔在铁丝网北面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处，看守们端着自动步枪在内侧巡逻。申注意到巡逻的间隔很长。

申和朴决定等到天黑再行动，那时狱警们会很难追踪他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迹。在4点时，他们开始一边剪着树枝，一边悄悄向铁丝网那边靠近。申发现他们面对的是10英尺高的高压电网。

“我不知道行不行，”朴悄声说。“我们能不能另选时间？”

申怕还要等几个月，甚至几年，才会有另一次机会。“咱们跑吧！”他大喊着，抓住朴的手。他滑倒了，朴先跑到了电网边上。他曲身试图钻过最下边两根铁丝之间的空隙。申看到闪烁的电火花，同时闻到一股肉烧焦的味道。在他站起来之前，朴就一动不动了。他的身体压在下面那根铁丝上，撑大了电网间的空隙。此时已不容一丝犹豫，申快速跑过去，爬过朋友的躯体。在他即将全身通过电网时，他的双腿从朴的躯体滑了下去，碰到了高压线。

他爬过去之后，朝着山下狂奔。大约跑了两个小时。他没听到警报声，没有枪声，和喊叫声。他喘息稍定，便注意到裤腿外黏糊糊的。他卷起裤腿，看到了血，这才知道自己被严重烧伤。天很冷，远低于华氏10度（相当于摄氏零下12.2度），而且他没穿外套。

在电网上被电死的朴，没告诉他该怎么走才能到达中国。

申看到一间农舍。他破门而入，发现屋内一件军装。他换了衣服，于是，他不再是逃犯，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朝鲜人。

在申爬过电网，逃进雪地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出生在朝鲜关押政治犯的劳改营中的人成功逃离。从目前能确定的事实看，他仍然是唯一成功脱逃的人。

他现年23岁，不认识任何人。逃亡期间，他在猪圈里、稻草堆上和货运火车上过夜。吃着任何可以找到的东西。他偷东西并在黑市上交易。有人帮过他，盘剥过他，并且出卖过他。他双腿疼痛，饥寒交迫，但内心振奋。他感觉自己就是个落入地球的外星人。

2005年1月下旬，他走了一整天——大约18英里——沿着图们江寻找能让他进入中国的河段。他假称自己是当兵的，用饼干和香烟贿赂边境上的岗哨让他通过。“我在这里都快饿死了，”他听到最后一个士兵说。看上去他大约16岁。“你有什么吃的吗？”申给了他粉肠、香烟和一小袋糖果。

这段河水比较浅，结着冰，大概有100码宽。他开始在冰上走。半途中，冰层破裂，冰冷的河水浸湿了鞋。然后，他匍匐着进入中国境内。

他在韩国生活了两年。作为一家美国人权组织“自由朝鲜”（LiNK）的代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生活了4年。

他现在的名字是申东赫。目前身体状况总体良好。但在他身体上，印刻的是他在劳改营的苦难中成长的过程，朝鲜政府一再否认存在这类劳改营。由于缺乏营养，他长得矮小、瘦削——仅有5英尺6英寸高，体重120磅。他的胳膊因为童年高强度的劳动而弯曲。他的腰部和臀部满布伤疤。他的踝骨因戴脚镣而变形。他右手上的中指没了。他的胫骨在穿过铁丝网时被烧残，但却未能阻止他逃离14号集中营。

注：本文改编自布雷恩•哈登所著《逃离14号劳改营：一个朝鲜人逃往西方自由世界的惊险历程》编译：译言网

小时候，他们问你

“在哪儿上学啊？”

因为他们想知道

是普通校还是名校

“考了第几啊？”

因为他们想知道

成绩是好还是不好

可他们却不会问你

“喜欢学习吗？”

“对哪方面感兴趣？”

这就是社会的普遍价值观

后来，还是这批人

碰见了你，还是问你

“在哪儿读大学（研究生）呢？”

“学什么专业呢？”

你说

清华北大，常春藤

学管理，学金融

他们便啧啧称赞

你说：“一个三本学校。”

他们就立刻换了一种眼光

可他们却不会问你

“喜欢自己的专业么？”

“你在那里都收获了什么？”

这就是社会的普遍价值观

再后来，又是这批人

遇到了你，接着问你

“在哪儿工作呢？”

他们想听听是不是体面

“每个月能挣多少钱？什么编制？”

他们常会在心里跟自己的孩子比一比

然后选择是炫耀、羡慕或是沉默

可他们去不会问你

“喜不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

“你觉得自我实现吗？”

这就是社会的普遍价值观

过不了多久

再碰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又会继续问你

“结婚了吗？找对象了吗？”

“他家里是干什么的？”

“他哪儿毕业的？”

“他什么学历？”

“他在哪儿工作？”

“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他家里有房子吗？”

……

而不会问你

“他是怎样一个人？”

“他对你好不好？”

这就是社会的普遍价值观

总之，他们好像总有的问

因为社会的价值观在这里

他们需要依照这样的标准去攀比

社会影响了人

人又反作用于社会

只是对于这些事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有时

你行为背后的原因

是否是真心的为了自己呢

是否真的因为想这样做才这样做的呢

为了面子，为了自尊？

还是为了爸妈的面子？

或者他们的自尊？

人要做自己才是最难的

优越的外在条件都是表面

有很多为了虚荣

打肿脸充胖子

心里不快乐

也许累了一辈子

灵魂却是匮乏的

我想

这一辈子能让我真正敬佩的人

只有

自我实现的人

这也许是与社会普遍价值观相融合的自我实现

但更加难能可贵的

或许是那些抵住甚至是抛开社会普遍价值观的压力

去选择自我实现的人

爱因斯坦所谓的 “上帝” 掷骰子，还有 “我们这些有信仰的物理学家”，都是什么意思呢？他所言究竟是字面意义还是在隐喻？是说他信仰无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论物理模型，还是说他相信存在着凌驾于时间限制之上的非人力量？又或者，他是出于礼貌，为了安慰贝索的家人才说了这番话？

身为历史上最有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为名所累，他所写或所说的几乎每一个字都会被人加以揣摩，细细品味其内涵和外延。也因此，谁都能轻易将这些名言脱离语境往想要的任何方向杜撰。
50 岁的时候，爱因斯坦接受了一次采访，在这次采访中被直截了当地问及：你是否信神？ “我不是无神论者，” 他开始说道， “这个问题的涉及面对于我们的思维而言过于广泛。我们像一个进入大型图书馆的孩子，图书馆里摆满了用各种语言写成的书籍，而他无所适从。孩子知道肯定有人写了这些书，但他不知道是怎么写的，也不认识写这些书的语言是哪种。孩子隐约觉得书的排放都依循某种神秘的顺序，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对于我来说，即使最聪明的人对待上帝的态度亦是如此。我们看到宇宙间万物惊人地排列在一起，遵循着特定的法则，但我们只是朦朦胧胧知道个大概而已。”

这听起来像是爱因斯坦把宇宙的法则归功于某种神明，但究竟是哪一种神呢？是人格化的神还是某种超自然神力？美国科罗拉多的一位银行家曾写信就上帝的问题询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回应道： “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一个会直接影响个人的行为、或是审判自己的造物的上帝。我们对可知世界的少得可怜的了解，揭示出一定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而我的宗教虔诚正是在于对至高精神的一种谦卑的赞赏。我坚信这难以理解的宇宙揭示了至高理性力量的存在，这种坚信形成了我对上帝的看法。”

爱因斯坦关于上帝最著名发言来自于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里来信者让爱因斯坦用不超过 50 个字来回答此问题，而爱因斯坦只用了 32 个：

我信仰 史宾诺莎 的上帝，他以万物之秩序示现，不会干涉人的命运和行为。 [1]
1997 年的一期《怀疑论者》（ Skeptic ）杂志（第 5 卷下半月刊）里面，我们首次完整披露了爱因斯坦讨论上帝问题的一批信件。信是从一个名叫盖 · H · 拉纳（Guy H. Raner）的美国二战退役海军老兵那儿获得的，拉纳曾就上帝问题与爱因斯坦通过信。

第一封信发自美国海军布干维尔号护航航母，日期为 1945 年 6 月 14 日，拉纳叙述了他在船上和一个受过耶稣会教育的天主教官员的谈话。这位官员称，一位基督教牧师用无可辩驳的三段论使爱因斯坦从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 “这三段论是：一项设计需要一个设计者；宇宙是一项设计；因此必然存在一位设计者。” [2]

作为回应，拉纳指出宇宙学和演化理论充分解释了世界上最为明显的设计， “而且即使存在这么一位 ‘设计者’，他也只是个重组者并非创造者；再假设有这么个设计者，你就不得不假设还有设计者的设计者，等等等等。这样你就回到了原点，类似于地球是在象背上的说法——大象站在一只巨大的龟背上，然后乌龟叠着乌龟再叠着乌龟，如此往复。”

爱因斯坦在此时已闻名于世，时常会收到上百封这样的信件，许多都来自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给太平洋中央某军舰上的一个下等海军少尉写信，这足以表明这个故事让他有多生气。1945 年 7 月 2 日，爱因斯坦回击了：

我在 6 月 10 日收到了你的来信。 我生平从未跟耶稣会的神父说过话，并且我对编造
关于我的谎言这种放肆的行为感到很惊讶。当然，在一位耶稣会神父看来我是、并且
一直是个无神论者。你的辩驳在我看来非常正确， 阐述得再好不过了。 在处理地球
以外事物的过程中使用拟人化的概念往往存在误导——这是一种幼稚的比拟。 就目
前我们所掌握的而言，我们必须谦卑地赞赏这个世界美丽而和谐的构造，仅此而已。
4 年后，1949 年，拉纳再次致信爱因斯坦，寻求澄清： “有些人可能（将您的信件）解读为：在一个耶稣会神父看来，除了罗马天主教徒以外的任何人都是无神论者，而您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或是自然神论信仰者，或者别的教徒。您是否有意为此类解读留下余地，还是说您是字典含义中的无神论者，即： ‘不相信存在神或者上帝’？”
爱因斯坦在 1949 年 9 月 28 日回应道：

我反复说过，在我看来人格化的上帝是幼稚的。 你可以称我为不可知论者，但我并不具
有专业无神论者那种十字军般的精神， 他们的热情大多来自于一种从青年时期接受的宗
教教育的束缚中痛苦的挣脱。我更倾向于一种谦卑的态度， 以反映我们在智力上对自然
和人类本身理解的微弱。

【注释】
[1] 该内容在畅销传记《爱因斯坦：他的生活和宇宙》一书中有记载。原句为： I believe in Spinoza’s God, who reveals himself in the lawful harmony of all that exists, but not in a God who concerns himself with the fate and the doings of mankind.
[2] 耶稣会，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以教育与传教为主要任务，在欧洲兴办了许多大学，培养出的学生也活跃于政界与知识份子阶级，著名的如笛卡儿、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
本文编译自 Big Questions Online 网站观点文章 Einstein’s God
迈克尔 · 舍默尔（Michael Shermer）系《怀疑论者》杂志出版商，《科学美国人》专栏作家。

原文链接：http://www.guokr.com/article/89601/

德军在1941年8月就已经大军兵临城下，9月8日彻底切断了列宁格勒的对外交通，城内的各种粮食只够维持一到两个月。谁都没想到，围城竟然持续了几乎三年，九百天。1944年1月27日德军撤退，原来两百六十万居民的繁华大城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人。

三年里消失掉了的人口，有些是逃离了，但是在德军的炮火封锁下活活饿死的，最保守的估计，有六十四万人。

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位置是北纬59°93’，冬天的气温可以降到零下三十五度。围城不仅只切断了面包和牛奶，也断绝了燃料和原料。仅有的食物和燃料，要优先供给部队和工厂。平民，在不能点灯、没有暖气的暗夜里，很难熬过俄罗斯的冬天。

9月8日围城开始，最先被人拿去宰杀的是城里的猫和狗，然后是老鼠。开始有人饿死、冻死了，用马拖着平板车送到郊外去埋葬。逐渐地，马，也被杀来吃了。死人的尸体，有时候被家人藏在地窖里，因为只要不让人知道他死了，分配的口粮就可以照领。被送到郊外的尸体，往往半夜里被人挖出来吃。

列宁格勒城破以后，人们发现了坦妮雅的日记。坦妮雅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看着家人一个一个死去，她无比诚实地写着自己如何瞪着还没死的妈妈，心中想的是：多么希望妈妈快点死掉，她就可以吃他们的配粮。从妈妈沉默地看着她的眼中，她心里知道——妈妈完全明白女儿在渴望什么。

坦妮雅的亲人一个一个死了。每一人死，她就在日记上写下名字、倒下的日期和时辰。最后一张，写着，“只剩下坦妮雅”。

但是坦妮雅自己也没活多久，留下的日记，在后来的纽伦堡大审中被拿出来，当作围城的德军“反人类罪”的证据。

希特勒以为占领列宁格勒是探囊取物，连庆功宴的请帖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俄罗斯人可以那样地强悍坚毅，硬是挺着，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城内尸横遍野不说，德军自己的士兵，也躲不过同样的零下三十五度，在城外冰雪覆盖的壕沟里，病的病，死的死。十二万五千德军士兵丧生。

二、解放战争 永年围城

河北有个地方叫永年，就在古城邯郸上去一点点。这个小城，从1945年8月到1947年10月，被共军足足围困了两年。

三万个居民的小城，“解放”后剩下三千人。解放军进城时，看见还活着的居民一个个显得“胖乎乎的”，尤其是脸和腿，觉得特别惊奇：树皮都被剥光了、能下咽的草也拔光了，门板窗框都被拆下来当燃料烧光了，怎么人还“胖乎乎的”？

围城的共军本身都还不清楚严重的“饥饿”长什么样子！

三、解放战争 长春围城

长春围城，应该从1948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3月15日算起。到5月23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10月19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

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我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

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

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我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三十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我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

但是他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伯，以前是解放军，好像听他说过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不过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说不定他知道一点？”

“那你马上跟大伯通电话吧，”我说，“当年包围长春的东北解放军，很多人其实就是东北的子弟，问问你大伯他有没有参与包围长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拨了电话，而且一拨就通了。

电话筒里大伯声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听得清楚。他果真是东北联军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参与了围城。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四十分钟，司机小王一手挟菜，一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

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坎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林彪在5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5月30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

……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
（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解放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

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

到了炎热的7月，城内街上已经有弃尸。眼睛发出血红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围过来撕烂了尸体，然后这些野狗再被饥饿的人吃掉。

于祺元是《长春地方志》的编撰委员，围城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每天走路穿过地质宫的一片野地到学校去。野地上长了很高的杂草。夏天了，他开始闻到气味。忍不住跟着气味走进草堆里，拨开一看，很多尸体，正在腐烂中。有一天，也是在这片市中心的野地里，远远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动。走近了，他所看见的，令他此生难忘。

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已经不会哭了。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着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

“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吃。马吃光了……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糟的，干酱似的，红红的。”

……我问他，“那么——人，吃人吗？”

他说，那还用说吗？

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也听见过人说，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

1948年9月9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1991年拍摄完成的、由江泽民题写片名的电影《大决战》第一部辽沈战役的旁白说：

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以后第六天，1948年10月21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将军率守军放下武器，解放军兵不血刃接收了吉林省会长春，这一座塞外春城被围困七个月，它终于像一个熟透了的苹果掉落下来！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我手上抓着几份旧报纸，报导的都是同一件新闻。2006年6月4日的报导——围城五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新文化报（本报讯）“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四天，怎么也有几千具！”2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

成百成千的白骨，在长春热闹的马路和新建的高楼下面。人们围起来观看，老人跟老人窃窃私语，说，是的是的，1948年围城的时候……

摘编自：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几个月以来，大家没事就要调侃欧洲美国和中国的危机，不过也只是调侃而已。不止一个人和我说，“08年比这还凶，不也就是折腾几天就过去了”。虽然嘴上说着危机来势汹汹，但是大家潜意识里还是觉得世界秩序不会有大变化，至少几个熟悉的强国不会有什么改变。至少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还可以再挂上十年二十年。

中国人这么淡定，和我们过去两代人受的义务教育有关系。大家都听过狼来了的故事，一句话讲三遍没应验，发预言的人就是被狼分尸了也没人理睬。中国的历史课本上反复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政治课本一遍遍的讲：“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的基本矛盾”。这些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和灭亡的预言翻来覆去讲了几十年，从老爸读小学讲到儿子上大学，从中苏联盟讲到苏联解体，再到中国变成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欣欣向荣。这如何能让人相信经济危机是件大事？虽然眼下的危机的确声势骇人，但大家还是相信资本主义强国都能熬过去，大不了烧几辆汽车，在首都放几排步枪，自然也就过去了。

这个问题追究起来，和意识形态教育的相对滞后性有关。中苏革命都是一场民族自救的运动，大家不是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来搞革命，而是被绝望的社会逼的必须走一条新路。一旦新路被证明有效，共产主义理论的合法性也就不证自明了。于是所有人都必须学习这套能翻天覆地的理论。为了保证复杂的科学假说能够被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理解，少数先行者把这套本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科学假说总结为少数简（没错）明（未必）的理论，进行大规模传授。这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历史课本。这个过程讲究精确的复制，压制一切对基本原则的质疑，结果就产生了两个后果——神学化、落后于现实。

神学化很好理解。从少数不可质疑的原则推导出来的东西必然是经书，灌输出来的都是原教旨主义者。如果现实和理论不符，那么肯定是现实错了，或者说理论里还有你没理解的细节。这和传教士也没啥区别。传教士可以无视现实，马克思理论也一样可以只用来考研。既然唯一的用途是考试，那么为了保证从党校到考研班的神学利益集团不下岗，这个东西就不能随便改动。结果就是理论永远的固化在变成教材那一天。除非发生政变或换届，否则所谓的理论家甚至懒得往教材里加人名。19世纪末的科学假说就这样一直在我们的课本里活到21世纪，解释不了资本主义的生死也是必然。

现在，甭说马列恩斯，就是毛泽东都走了35年了。我们作为后人未必比他们聪明，但是比他们多看了不少历史。他们当年费尽心机来猜测的未来，我们翻翻历史书就知道是啥样。既然多掌握了这么多资料，预测未来不敢说，把经济危机的历史做一个梳理，肯定要比他们当年的预测要准的多。更比神学化的教材要准确的多。其实这可以用工程问题来理解，你见过的样本多，采集的数据点多，拟合的曲线肯定就比别人精确。精确到一定程度，哪怕是平庸之才，往未来延伸一下曲线，一般来说准确度也会压倒数据少的天才。我们教材里讲的故事，其实只是在当年那个假设曲线上延伸的一根曲线，被现实打脸是必然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结合100多年来的历史，重新梳理一下数据和曲线。

二、危机原理

眼前的危机的确不新鲜。从资本主义出现那一天起，就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购买力不足。
说明这个问题，还是要搬出一个我反复在多篇文章里使用的等式：利润＝商品售价－工资－其他成本。即商品售价=利润+工资+其他成本。这个等式对任何企业都适用

实际上，“其他成本”一项就是其他企业制造的商品。所以把所有企业放到一起讨论的时候，商品售价=利润+工资。这说明，如果所有的生产都放在资本主义化的企业里进行，必然存在一个问题——工资买不光所有商品，必须利润也加入购买，产销才能平衡。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推论——消费倾向递减原理。虽然说赚钱多的人花钱也多，但从比例来看，月薪500块的人必然花光收入，1000块的人最多攒一两百元，月薪一万的时候，可以每月攒几千存款。等到月入百万，虽然奢侈品消费已经不少，但占总收入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两三成。收入更高的人，往往消费就要停滞了。在物质享受上，比尔盖茨未必和一个国内大房产商拉开明显差距。

这咋一看是好事，有钱人不消费，多好啊，为社会节约资源。实际上不少帮闲就是这么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他们说穷生奸计，富长良心，有钱人只是替大家看着社会资产而已，不会糟蹋多少。就算糟蹋了也是合理的报酬。但是，这和第一点放在一起看，问题就出来了。利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工资分配在大多数人手里。工资基本都花掉了，但利润大部分没有被花出去，势必造成这样的局面：商品售价>老板的消费+工人的消费。商品不可能在这个体系内都卖出去。（现在能理解为什么要藏富于民了吧！）

卖不出去咋办？老板的第一反应是减产避免亏损。减产不是为了少造东西，而是为了少开工资。工人没了工资自然就不买东西。结果，从全社会来看，购买力减少的比例比商品减少的比例还高。各行业的老板只能下意识地再裁员，再限产。这样一轮轮的转下去，经济就崩溃了。经济危机就是这个原理。只要你立足于体系内解决问题，问题就绕不开。

当然了，这个问题在工业化之前并不严重。没有工业化的年月，个人生产率很低，个人消费却有下限——总不能让人饿死。所以，剩余产品再多也不是大事，在本土挖点金矿、打几仗就足够提供需求了。

19世纪初，工业革命完成，而且立刻和资本主义结合。从此工人可以造出远超过自己基本需求的物资，人类开始不停的操心生产过剩——虽然很蛋疼。1825年左右，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因为工厂纷纷减产关门，机器设备的价格跌到和废铁差不多。不过这个时候英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业国，竞争起来，其他欧洲国家不是对手，所以英国可以努力地对外扩展市场，通过对外倾销来解决问题。所以危机一两年就过去，接下来又是十来年的繁荣。

等到1837年危机，事情就不一样了，不光英国学会了用机器生产，德国法国美国也照猫画虎地开始搞工业。英国没法在老朋友身上找市场了，所以这次危机时间很长，持续了6年，各国的工业规模都缩减了一半以上。经济缩减的趋势直到1843年才勉强恢复过来。危机后面的繁荣年代仅仅持续了4年，1847年又爆发了一次危机。

1847年的危机非同一般，首先一个特征就是危机持续的时间已经比繁荣年代长了，这在社会心理上是个极大的打击——普通人觉得没盼头。其次这次危机没有放过任何国家，只要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统统大崩盘大失业，机械、钢铁等新兴产业的规模压缩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这两个问题结合到一起，就造成了第三个结果——全面政治革命。法国人赶走了国王，重建第二共和国；德国起义者占领首都，逼迫国王建立议会；奥地利王室直接被示威吓跑；意大利的马志尼占领罗马，试图重建意大利民族国家。至于匈牙利、捷克等小国，旧贵族只要听说革命来了，立刻拔腿就跑。刚刚出现的工业城市一时间几乎都掌握在新兴的无产者手中。

危机的年份开始比“正常”的年份都多。无产阶级占领了大部分工业城市，这个事实大大鼓励了无产阶级和年轻的马克思。1847年-1848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而大家熟知的《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给共产主义者同盟写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觉得，既然资本主义容不下新兴的工业生产力，就该让位给新制度。现在工业化已经摆在面前了，能限制你的只有购买力，那我让工人组织公有制企业，多余的商品直接分掉，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总之，马克思当时几乎觉得资本主义已经到头了。让无产阶级接班只是个时间问题。

三、人算不如天算

不过，大家都知道，1848年革命雷声大，雨点小。资本主义在熬过这次革命之后活的挺好，欣欣向荣。此后虽然也有危机，但是每隔10几年一次，最多一两年就过去，再也没出现危机比繁荣期还长的事情。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强大，直到20世纪。

危机缓解的第一个原因其实很奇妙——金矿。1848年，圣弗朗西斯科发现金矿，1851年，墨尔本也发现金矿。这两个地方当时都是山高皇帝远的无政府状态，而且金矿埋深不算太大，不用太大投资就能直接挖矿石。甚至不打洞都能在河床里面淘金。于是全世界的穷汉子蜂拥而入，希望能一夜翻身。前者因此被中国人称为“旧金山”，后者则是“新金山”。美洲牛仔们有刀有枪，澳洲历来就是囚犯流放之地，居民凶悍无比，这样的地方，不管是先占矿脉的地主还是后来的财团，都没法把金矿变成少数人的财源，只能眼睁睁看着近百万好汉满地发财。许多海船到了美洲和澳洲，夜里一半低薪水手逃下船去淘金，船长一觉醒来连船都开不走。

这种淘金潮对世界有啥好处？没啥好处，黄金不能吃不能穿，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粮食没多一粒，棉纱没多一根，倒是少了成千上万的精壮人口搞生产。有害无益。

但是淘金潮对资本主义的世界有啥好处？救命之恩。资本主义缺的就是需求，需求就是货币。在金本位时代，黄金就是购买力！当然，根据前面说的消费递减原理，这些黄金要是集中在几个大矿主手里，那只是给富人的城堡里增加了金砖收藏，也增加不了多少购买力。但偏偏澳洲和美洲的金矿都在蛮荒之地，分散到了无数淘金者的身上，他们拿出来的黄金就是响当当的购买力。这就好比上帝雇佣了这些人口，给整个资本主义注入硬通货，于是购销两旺，经济危机一下子就缓解了。

以天赐黄金的方式来缓解危机，听起来很美好，实际上是个很扯蛋的事情。理由还是上面说的。黄金不能吃不能穿，反而要消耗劳动力，居然能缓解危机，促进繁荣。这说明经济危机的问题根本不是物质，而是人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黄金救世界，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荒谬性。马克思就是看到这种荒谬性，才提出要搞共产主义，搞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只是人算不如天算，马克思没想到上帝比他还荒诞，出手放了两个浅层金矿在新大陆上，还正好赶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出土。危机因此缓解，马克思继续去图书馆读书。《共产党宣言》这个文采内容俱佳的名著也只好变成了历史文件。

当然了，金矿救得了一时，救不得一世。慢慢地，浅层黄金开始减少，矿区也渐渐建立“秩序”，淘金变成了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卖苦力的采金。这样的金矿即便还继续出产黄金，也不像当年那么有效了。可工业能力翻了几番的资本主义还是需要外来的购买力，咋办？

四、海盗本性

其实世界上还有一个更大的金矿——东方。

欧洲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优势，也就是最近这几百年的事情。大航海时代之前，欧洲的蛮族到处乱窜，是欧亚大陆最穷困的地方。从来是欧洲掏钱买东方的好货物，金银哗哗的往东方——尤其是向中国流动。只是欧洲本土的金银产量也不足，所以中国也没赚他们太多。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人发现了美洲，那边文明程度低，采矿能力差，好多在欧亚大陆已经早就开尽的矿产那儿还完全没动。所以欧洲从美洲弄到了巨额黄金——用来买更多的中国货。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爆发的时候，基本上欧洲从美洲弄到的以万吨计算的金银，大多数又流到了东方。这些金银最终流入了中国，让中国同样资本主义化的工商业如虎添翼，继续在中国的手工业和商业里流通。要是能向中国出口，把这些钱赚回来，中国掏出来的每一两银子都是给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救命的购买力。

不过，我们应该记得此前为啥金银向东流——中国、印度的手工业水平、组织程度远胜于西方。物美价廉，所以西方的买办，比如威尼斯热那亚，拼命地通过地中海往欧洲贩卖东方货物。即便到了工业革命早期，西方几十年技术传统的大工业依然斗不过东方传承几千年的手工业。1814年，印度向英国出口纺织品的关税高达70%-80%，英国向印度出口纺织品的关税是3.5%。就在这种毫不讲理的关税壁垒下，英国人只能在2亿多人的印度卖出100万码纺织品，印度人倒能在一千多万人的英国卖出125万匹棉布。至于中国，手工业水平虽然停滞，但也不是新兴的初等工业可以仰望的。四川人打盐井，能够用手工业钻1000米深的井，你只要设想一下如何掏一个两里路之外的洞，大概就能想象中国手工业的水平。西方现代工业能赶上这个钻井水平，是无缝钢管量产的结果，那已经是快20世纪的事情了。所以说，即便英国和欧美搞了工业化，立刻就想赚传统手工业强国的钱还是很难。19世纪中期，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还是和此前几百年一样，是逆差。

西方文明是个海盗的本性，正常贸易卖不掉东西，就琢磨着用暴力。不过，暴力得用得上才行。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的大航海时代看似牛逼，实际上霸权基础只是帆船（木头钉的）、前膛火炮，前膛步枪。这种东西的确比其他文明的强一些，但没有绝对的差距。最多就是蒙古骑兵打其他民族步兵的样子。蒙古骑兵虽然强悍，打日本、印尼却都失败了，是因为蒙古骑兵没法下海。西方搭载几十门火炮的木头帆船虽然很厉害，但也没法拿到大陆上来作战，甚至没法进入内河。所以西方最多是入侵一下两面靠海、四分五裂的印度，没法对付中国。到了内陆，甚至南非的黑人祖鲁部落和阿富汗的土著都能对英国打出全歼的胜仗。这种暴力最多是能阻止人家“卖”，绝对没法强迫别人“买”。

对于西方而言，幸运的是工业革命不止能提高生产效率，还能提高军事效率。之所以帆船战列舰不能进入内河，是因为帆船的动力要靠老天爷帮忙。在狭窄的内河操帆机动，容易搁浅不说，别人也不会放任你沿着主航道一线前进。狭窄的河道里，不管是火炮还是纵火，对付没法机动的木船都很有效。要是拉纤的话，那根本就是把命放在别人手里。但是，有了蒸汽机，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英国远征军除了帆船火炮，还带了蒸汽拖轮，能够带着帆船在长江里随便机动。英国舰队就这样进入内河，截断了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叉口——镇江。

中国几百年来的趋势就是北方有强敌，政治军事强势，南方经济强势，所以大运河就是中国的生命线。清政府可以不在乎英军炮轰沿海，但没法不在乎大运河运输，只能利索地投降，签订南京条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鸦片战争。过了十几年，英国人又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彻底赢得了向中国倾销的权利，甭说劣质工业品，毒品都能随便卖。中国上千年赚来的白银开始哗哗地倒流回西方。工业革命以暴力而不是经济的方式为资本主义赢得了市场。所以我们的历史课本称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是中国殖民化的开始。工业化打开的大陆新殖民地是工业资本主义19世纪后期繁荣的第二因素。

五、技术的鞭子

第三个因素是技术进步。

从资本主义的角度说，资本家的利润不加入购买就不能平衡购买力。资本家靠奢侈消费肯定是消费不了那么多的利润，但是资本家还可以投资。所谓投资，就是资本家把积存的利润拿出来雇人、买东西，扩大生产能力，提高生产质量。如果资本家乐意不存钱一心投资，那么经济危机也是可以缓解的。

但是，投资的目标不是投资，造更多的商品也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要牟利赚钱，也就是把商品卖出去。所以，一旦有风吹草动，市场稍微萎缩一点，投资的倾向就会减弱。投资减少了，工人的工资也会减少。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如果让经济部门自行决策的话，脆弱的平衡很容易瞬间转为雪崩。事实上，从长期来看，投资是给资本家创造更强大的生产力，势必要造成更严重的过剩。所以说，光是鼓励资本家投资还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有一个“不得不投资”的条件。投资才能成为缓解经济危机的因素。

科技进步就是这么一个合适的条件。一旦社会上出现了促进生产的新技术，所有资本家都担心别人先采用，自己被淘汰。所以，不管有没有预期市场，都必须投资。投资信心，或者说投资压力就这么被维持住了，不会轻易地落入循环下降的陷阱。直到技术进步普及到整个社会。这其实也是个奇怪的现象，技术进步不是通过促进生产来给社会带来好处，而是通过“不得不”投资的压力来保证社会不崩溃。这个绕出去的大弯子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所在。

工业革命不仅改造了生产，还给科研带来了标准化的实验条件。所以19世纪是一个科技大进步的时代。投入不大，进展明显。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几十年，以内燃机和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开始萌芽了。科技进步这根鞭子总是抽着资本家投资，所以供需总是平衡。危机持续个一两年，新科技就能出来救驾。

可以随便淘金的金矿、工业化军队带来的新增富庶殖民地，连续科技进步带来的投资热潮。这三个因素放在一起，就是资本主义从1848混到1914的原因。1848年的危机因此拖了大半个世纪也没爆发。马克思恩格斯等啊等啊，没等到20世纪的太阳升起来，就都走了。资本主义还很健康。

六、老本吃尽

但是资本主义的健康肤色下也有隐患——三个避免危机的因素都开始弱化。

首先说金矿，浅层金矿越采越少是必然的。这也是新大陆才有这么多金矿的原因——旧大陆的已经采光了。但是新大陆的浅层金矿也越来越少，帝国势力越来越强大，结果就是新发现的金矿大多被少数人霸住。比如英国人为了南非金矿打布尔战争，出动了40万军队。辛辛苦苦抢来的金矿怎能容你穷人乱挖？结果必然是权贵跑马圈地，大资本投入昂贵的机器开采。这样出来的黄金不像1848年淘金潮那样促进购买力，只能加剧社会的收入分化。用我的朋友小路的话来说，“这就是人民黄金和帝国黄金的区别”。金矿这一条不好用了。

殖民地增长也同样出了问题。地球就那么大，不能隔几年就发现一个新大陆，更不能指望隔几年就征服一个中国这种4亿人口的市场。但工业化和剩余产品隔上几十年就翻一番，等到殖民地已经没有任何产业，等到过去几百年东方国家赚到的金银榨干。到哪去给资本主义找外部市场？

到了19世纪末，像样的殖民地都开发完了。只有非洲内地还算空白。前面提到鸦片战争的本质是蒸汽船征服了长江，偏生非洲整体上算个高原，河流从内地流出来，水量不少，却总要经过几个瀑布才能入海。再加上非洲人口已经被黑奴贸易掠夺了不少，剩下的人口穷困分散，也没啥像样的购买力。所以非洲是南极之外最后一块没瓜分的土地。这样的土地，1870年后也被饥不择食的列强一举瓜分。因为分的太快，所以好多签协议的人根本没时间去现场考察，也不知道要划分的地方是山是川，只能在地图上横平竖直的划线。现在看世界地图，非洲的国界大多还是一条条的直线段相连，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遗迹。

甚至原有的殖民地也撑不住了。本来清政府、奥斯曼土耳其政府、波斯、墨西哥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习惯了当买办，当殖民列强代理人的职务，从殖民侵略之初的动荡中开始稳定下来。结果到了1910年前后，挨个革命，中国辛亥革命赶走皇上，土耳其把苏丹扔到笼子里当傀儡，波斯议会赶走了国王，墨西哥人推出革命制度党上台，就连一向乖巧的印度都出现全国罢工游行。革命扎堆说明列强们已经榨干了殖民地，下一步咋办？

当然，还有技术进步带来的投资。但科技增长也不再靠得住。前面说科技促进投资，这话有个隐含前提——科技本身不是投资。否则市场稍微波动一下，投资意愿就下降，科技进步也放缓，自然就没法逼着资本持续把利润拿出来花，购买力缺口就回来了。19世纪的科技门槛低，搞科技开发不咋费钱，几个爱好者直接攒个小作坊就能开工。制造第一辆汽车的卡尔-本茨用媳妇的嫁妆和首饰就填上了开发汽车的成本；爱迪生当报务员，省吃俭用就能开发出第一项专利。哪个时代都不缺技术宅男省吃俭用玩机器，既然开发工业技术花不了几个钱，宅男们玩的就上层次，19世纪的科技自然出现突破，逼着所有资本家努力投资，客观上补了购买力的缺口。

1900年前后，情况出现了变化。已有的科技门类越来越多，科技开发成本打着滚地往上涨。莱特兄弟虽然也是技术宅男，但人家也同时是自行车制造商，是非常有钱的工厂主，自己修了风洞来测试各种机翼，这才在1903年试飞了飞机。马可尼虽然是自费开发无线电，但他母亲是英国贵族，老爸是超级大地产主。他家有钱到什么程度？马可尼实验无线电，通讯距离好几公里，发报机和收报机还都在自家乡间别墅的地界上。这样的富豪才玩得起科研。说明科研离个人越来越远了。爱迪生年轻的时候单打独斗，发了财之后反而必须挂靠大财团，才能建立几百工程师协作的实验室，号称学霸。他在门罗公园的实验室，一次火灾就损失4百万美元，折合现在6亿美元。这样的科研活动本身就是企业的超级投资行为。个人的兴趣、技术不再起主导作用，企业的意愿才是科研突破的发动机。

有个老笑话是这么说的。领导问小兵敌人难对付不，小兵说正面打不怕他们，就怕他们老躲在想不到的地方放冷枪。领导果断决策：“往想不到的地方开枪！”。科研投资，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往想不到的地方开枪的一个过程。如果你“想到”了该怎么办，知道怎么修改你的机器能提高效率、排挤竞争对手，说明你的开发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了，只剩下扣扳机这点小事。如果子弹很贵的话，不懂科技的老板本能地会拒绝向“想不到的地方”也就是未开发的领域开枪（投资）。只有科技自身出现进步，或是别的资本家给了压力，企业才会跟进。

20世纪后，科研也成了投资，企业投资之前就必须考虑能不能赚钱——要是没市场的话，高科技也一样赔钱。所以，19世纪是科研突破推动投资，20世纪初的科研本身就是投资，自然也受市场需求压制。科研，尤其是距离产品较远的基础科研也被卡死在市场不足的怪圈里。一旦市场波动，也会和投资互相拖累着减速。最后问题还是回到了消费不足，市场不足的死结上。

19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三条腿走路，欣欣向荣，现在三条腿都残废了，资本主义自然要摔跟头。在经济危机彻底爆发之前，大家都拖着残废的腿，想去别的强国手里抢根拐棍——新增殖民地，好增加外部购买力，多混几年。更直接一点的想法就是或者干脆灭了别的资本主义强国，以减少别人供给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市场。这两个想法哪一条都意味着战争。两条一起实施？1914年，世界大战开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不多说，只说结果。从增加殖民地的角度来说，战败的德国交出了在非洲太平洋的一些穷乡僻壤。从消灭工业的角度来说，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被打成了废墟。本来战胜国还想拆了德国的工业，又怕德国因此革命，加入苏联，因此没拆。结果，世界上工业国一个都没少，市场还是那么多。等到资本主义列强把大战损失的那点机器补回来，经济危机还是跑不了。

所以，1929年，世界大战结束才10年，真正的经济危机如约而至。破坏力强悍到世界大战都只是预演。美国的工业水平几个月就倒退到19世纪，银行业破产，410亿存款去挤兑60亿现金，总统开支票都兑不到纸币。德国失业人口加半失业人口占了总数的2/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咬牙顶住了金本位，等到大萧条来也也得废除。从1929年到1933年，全世界再次以为资本主义要结束了。

七、马克思还是凯恩斯

这时候全世界看起来有希望的国家只有一个苏联。苏联的诞生其实就是老百姓看透了资本主义荒诞性的结果——凭啥生产的多了就要打仗？凭啥用老百姓的命来消耗生产力，回头让资本家继续发财？世界大战打了几年之后，各国的士兵都开始琢磨这几件事，俄国士兵走的最远，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

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政权很粗糙。因为这个政权根本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只是被资本主义的荒谬性逼出来的一次自救。再加上19国干涉军进苏联，支持白军反对苏维埃，苏联缺乏基本的安全感。所以苏联革命从一开始就整天折腾，肃反，清洗，集体化、领导拍着脑袋搞工业。整个世界没事就笑话苏联人想一口吃个胖子，最后一定闹笑话。

苏联人的确闹了不少笑话，但正所谓一招鲜，吃遍天。苏联人因为看不惯资本主义的荒谬所以要走一条新路，有一条原则坚决贯彻——公有制。企业是国家的，是所有人的，产品自然也是所有人一起分配。企业的产品造出来，可以为任何原因发愁，但绝不要因为造多了发愁——大不了用计划分配掉，不计具体价格利润便是。你可以批评这样不经济，不优化资源配置，不符合市场规律……怎么批评都行，但人家苏联人可以分配掉产品，更会不因此削减产能。所以苏联有了一个工厂还想要两个，有了两个还想要三个，根本不用考虑市场限制。总之只恨少，不嫌多。至于会不会贪多嚼不烂，会不会不消化，那是另一个层次的事情。一力降十会，只要炖肉的供应能不断增长，浪费一点营养那是小事。

莫非定律怎么说的？：“如果一个办法笨而有效，那它就不笨”。苏联的经济政策或许很笨，但它抓住了工业化的要害——增长。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容纳不下工业化创造出来的惊人生产力，非要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个矛盾，苏联却能吃下这些过剩的生产力。机器美国人当废铁卖，苏联人当宝贝。工程师、技工在美国失业，愿意当蓝领都没人雇，苏联可以高薪聘请。所以苏联驻美国的大使馆门外排着长队要签证，苏联人还挑挑拣拣。这反映在经济上就是苏联的工业每五六年就翻一番，西方不断地把工厂废弃。所以苏联蒸蒸日上。别人大萧条。到了30年代，在没有任何殖民地的情况下，苏联居然变成了世界第二工业国。

当然，西方没有马克思没有斯大林，不等于他们要坐以待毙。再笨的人看到苏联经验也会有点思考。1933年，希特勒和罗斯福携手上台，接手了第一大和第二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想，一起仿效苏联，让国家来介入经济。只是美国德国都做不出列宁那种抢劫富人，搞公有制的事情。只能说对资本主义制度做一些修补。比如说，限制最低工资，允许工会集体谈判，好减少剥削率，也就减少了一点购买力缺口。不过，资本主义要靠利润活着，资本主义政府要靠利润来收税，所以不能指望消灭购买力缺口，只能是国家来伸手堵住缺口。

罗斯福和希特勒的想法很一致，既然穷人没钱买东西，就要给他们钱买东西。但是又不能白给，得让他们干活。咋干活呢？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生产东西，越生产越过剩。于是就必须弄一堆不按资本主义方式走的生产模式，不求利润或者把回收利润放到长期去。比如说，政府借债发福利，雇佣工人修路，就是政府用将来的利息（利润）换取眼下花富人的钱的权利。工人拿到了工资，眼下就可以变成购买力。至于制造的东西是不是财富，其实并不重要，反正资本主义缺的不是财富，而是容纳财富的空间。希特勒把工人雇起来造大炮，造飞机，罗斯福甚至雇了一群人在华盛顿的大街上赶鸟，在山上刻总统头像。这些举动立竿见影地把购买力送到了底层，美国和德国的经济一下子就有了起色。

罗斯福和希特勒的思路，被一个叫凯恩斯的人总结下来，就是刺激需求就能驱动经济。这家伙属于思路快的，1933年希特勒和罗斯福一起上台，1936年他就写书开始论述新理论。不几年，这套说法就成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也因此成为一代宗师。

当了大师，免不了有人上门踢场子。有人问凯恩斯，说你主张创造需求，问题是需求怎么创造？

很明显，政府实际上没钱，只能向资本家借债来“创造”需求。比如说希特勒就规定了一个企业利润上限，超出比例的利润直接强制买国债。等到还债的时候，政府只能指望经济增长创造了更多的税源。否则只能借新债还旧债。不过就算经济增长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对的缺口更大。在没有外部市场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是政府借更多的债，去弥补这个更大的缺口，好保持增长。这么说下来，怎么看都是死于债务危机的结果。30年代，美国的国债涨了四倍。

当然，国债涨，国家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减轻负担。但如果货币贬值好控制的话，国家早就直接印钱了，犯不上发债。大规模印钱，首先会打击信心，其次在政府控制之外造成大量流动性。这些钱势必会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他们只要能稳定的预期政府印钱，就能用手里的钱来加强这种预期，囤积物资。囤积一开始，1%的通胀会变成2%，2%的通胀会变成4%，等到彻底失控，政府会更快地垮台。所以除了国民党政府，政府还是愿意发债而不是印钱。

说到底，或者说，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减少资本家的利润，只是把资本家赚到的美元变成了有利息的国债。是政府代表资本家投资，追求眼前的平衡，把问题往后推。到清算的那一天肯定问题更大。所以凯恩斯的反对者问出的最毒辣的问题是：将来怎么办？

凯恩斯的回答同样毒辣：“长期是对当前事务的误导。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另一方面也是最好的回复——我的问题在将来，你的问题在眼前。用了我的策略，将来可能混不开，不用我的策略，眼前就得死。所以凯恩斯主义就算是毒药，各国政府也得吞下去应付大萧条。

凯恩斯说的长期是多久呢？事实证明并不久。罗斯福和希特勒挽救了资本主义，没有让危机在1933年就爆炸为革命，但是，1938年，美国和德国再次陷入全面萧条。在美国，罗斯福的国债和贬值用到手软，效果也越来越差，不敢再用了。在德国，希特勒一方面印钞，一方面发国债，还给低工资的人民许诺了未来的幸福生活。但事实上，德国用国债造的尽是飞机大炮，没法拿去还资本家的国债，也没法给老百姓吃用。1938年新的不景气再次遍布全球，靠国家订货熬过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个个磨刀霍霍，唯一的问题只有一个——谁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二战开场，所有的国家都进入了充分就业状态。

八、经脉逆转

二战没啥好说的，各尽全力生死相博。最后德国日本输了，法国英国残了，只剩下美国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独霸天下。其他国家既然加起来都没有美国强大，本土还有几十万美国驻军，美国捏你是圆的就是圆的，捏你扁你就扁。按照此前100年的规矩，这必然意味着美国独吞殖民地，甚至把世界作为殖民地倾销。其他工业国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然后等到美国把所有殖民地榨干之后，再次进入大萧条。

如果没有苏联的话，这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苏联，在二战后成了超级大国。有了另一个不受控制的工业强国。美国就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从国力来看，苏联二战打光了一代青年人，实力或许也就美国的三分之一多点，但是苏联背后的软力量惊人——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苏联的正确性。苏联不仅能避免生产过剩，还有能力保卫自己。美国如果想拆了其他国家的工业，变工业国为殖民地，不管是德国日本还是法国意大利，国内都有几十万共产党，还有苏联外援。十月革命的经验怕是很快就要铺满全球。

二战后出现彻底变革的国家还有一个中国。中国不是工业国，原来是个殖民地。但是苏联的经验改头换面，也让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所以，美国不能把工业国变成殖民地，更不能接管英法日等国的旧殖民地，否则这些殖民地学不了苏联还可以学中国。美国不能把全世界都变成自己的敌人——这些敌人很快就会像中国和苏联一样强大起来。

所以，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实行的是一种利润倒流的制度。从国际上来说，美国不仅不压制盟国搞工业，还给他们贷款，开放市场，鼓励他们卖东西到美国。尤其是西欧和东南亚、韩国等中苏的邻国。在国内来说，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发福利，搞社保，往底层撒钱。这样，一方面购买力源源不断地流向上层，流向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购买力通过各种渠道洒向穷国，洒向底层。金钱流动有来有往，自然购买力缺口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进入了一个繁荣年代。

美国和苏联这么敌对，肯定都会拼命搞军备。但是，在40年代美苏都有了核武器，然后原子弹数量快速增加，以至于能基本消灭对方的主要城市。这种战争，开战后没有赢家，所以，美苏一方面拼命发展军备，指望能通过高技术来压倒对方，另一方面不敢轻举妄动，在柏林墙上开一枪都得最高领导人批准。这就形成了怪异的冷战局面——军事技术快速进步而不打仗。从1945年到苏联解体，这种局面一直持续着。

从英国用蒸汽机征服中国开始，世界历史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基础科技的研究可以决定军事力量对比。过去游牧民族科技水平低也一样打胜仗，现在不研究新型导弹，再凶悍的军队也没法打胜仗。所以美苏都拼命投资基础科技，好开发决定性的新武器，一举打破冷战的核僵持局面。为了这个目标，眼前的小钱可以不赚，企业的税收可以增加——有红色铁流吓唬着，资本家也不得不捏着鼻子放血。这实际上又给所有企业创造了一个类似19世纪的科技背景——基础科技进步赶着资本家投资，不管你乐意不乐意。结果就是激烈竞争加快速升级，全球一片欣欣向荣。

其实，购买力向穷国、穷人倒流也好，资本主义国家抛弃利润搞基础科技开发也好，本身都不是纯种资本主义的行事方式。是被共产主义阵营逼出来的办法，从这个角度说，苏联和中国是世界人民的大救星。有了苏联的压力，变异资本主义在冷战时代得到了稳定的额外需求，不断地有科技进步来鞭策投资，两条腿走路，和19世纪三条腿走路的纯种资本主义一样繁荣。

九、老大难当

除了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资本主义更是如此。利润倒流，扶植盟国工业化，砸钱搞基础工业，这些东西的确不错。但问题占便宜的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掏腰包的是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工业。否则也算不得经脉逆转，没法救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到处撒钱填购买力缺口，但是撒的不是纸片，是美金——美国公开承诺别人可以拿着美元到美国国库换美金，所以别人能安心地收美元；美国自己的工业受排挤，但美国底子雄厚，相对比例下降也依然是第一工业国。美国在这个过程中相对衰落，但依然撑得住老大的面子，靠的是二战结束时2/3的世界黄金储备，一半以上的工业力量。在苏联压力下，美国在两次大战中积攒了财富和霸权，现在给整个资本主义拿来当补品，补购买力缺口，所以资本主义能兴旺。这就是所谓战后“黄金时代”。

不过，财富和霸权都是有限的，购买力缺口却与日俱增，资本主义兴旺了几十年，到了70年代再次陷入困境——美国补不起了。70年代，美国的黄金已经不到二战末期的一半，而且大家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一拥而上用美元换黄金，每个月美国流失1/10的黄金，眼看着美国的黄金储备就要迅速耗。美国只能迅速翻脸，说美元从此和黄金脱钩。从1971年到1979年，黄金价格从每盎司35美元迅速跳到每盎司800美元。按照物价计算的美元稍微好看一点，整个70年代每年贬值7%。到了1979年，美国通胀率13%，美国不敢随便印钱了。美国不印钱，其他国家也没资格、没实力发行有担保的通货。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一致衰退。1973年到1982年，整个西方世界两次陷入大危机，几个工业国都至少出现了两次10%-20%的工业跌幅。

我老家有句话，说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受伤）。尽管美国主动拿出家底给资本主义补缺口，可人家苏联天生就能做到没有需求缺口。所以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苏联发展的也不慢。等到70年代西方衰退了，按照几十年来的老规矩，西方倒霉的时候，苏联一定开心。因为西方衰退的时候要抓救命稻草，就得廉价卖给苏联工业物资，甚至甩卖高科技。苏联每年进口的高技术设备占全部新设备的比例从70年代前期的4%左右上升到后期的10%，整个70年代，苏联引进了几百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和几万台精密机床。还从失业严重的欧洲国家引进了大批成套设备，从法国雷诺和意大利菲亚特的买来的生产线装备了伏尔加汽车厂，从美国、西德、英国、意大利引进的各个分厂拼成了卡马汽车厂。

苏联用这些引进的技术生产出了su-27、米格29、台风级潜艇和库兹涅佐夫级航母（瓦良格号就是这一级航母的第二艘）、t72坦克。米格机和萨姆导弹在越南战争中打败了美国空军。到了80年代初，苏联已经在钢产量等许多指标上超过了美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60%。苏联开始从全球守势转为攻势，再加上中国的工业迅猛增长，一时间资本主义国家有倾覆之势。

70年代的衰退，说起来也简单——凯恩斯主义玩不下去了。凯恩斯主义的前提是国家源源不断地撒钱，撒钱的前提是发国债，发国债的前提是能用代表真实财富的钞票来还。由于购买力缺口永远越来越大，只要你认定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那么早晚会还不起债。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确有金山银山，还有垄断性的工业霸权，但这也不过支撑了20年出头。再往后，美国再撒钱，撒出来的就是没有工业品支撑，没有黄金兑换的纸片。这种纸片当然没人肯要。撒钱贬值，不撒钱全面危机。这就是所谓的“滞涨”。美国进退两难。

这时里根上台，演员出身的里根颇有逆向思维。既然欠债还钱是要害，我们为啥要坚持欠债还钱？不还钱，不就没有债务危机的问题么？撒钱会贬值，原因是流通的美元太多。那么我撒钱再收回不行么？

于是美国采取了空前的高利率政策，80年代初期，国债利率15.8%。虽然说利率高意味着将来赔钱多，但利率高也意味着海外美元会源源不断涌入美国吃利息，让美国政府手里再掌握活钱。换句话说，里根往全世界撒钱的同时，还撒国债，用未来的高利息来避免眼前的通胀。至于将来咋还更大的窟窿？撒更多的钱，发更多的国债啊，谁说一定要用实体财富来还的？

这样规矩就变了，以往美元的担保是实体财富，国债的担保是税收，钱都对应实体财富。现在美元的担保是国债可以避免通胀，国债的担保是我可以印钱还你，形成一个没头没尾的死循环，可以无限放大——唯一的问题是别人为啥要承认你的死循环。里根的回答是把军费每5年翻一番，占住全球的海运和资源，只要你需要海运来支持工业，就得承认这个死循环。

通过里根的转型，美国彻底变成了一个金融帝国，70年代结束后，再也没见过贸易顺差，主观上是个印钱剥削的寄生帝国。客观却歪打正着，给资本主义提供了“可靠”的新增纸币当需求。简单的说，美国用枪炮给资本主义指定了一个“金”矿。资本主义捏着鼻子接受这个金矿，结果是填上了购买力缺口。80年代的资本主义再次进入繁荣年代。

十、自杀性攻击

美国印钱，从长远来看，一刀砍向了两个超级大国。

对苏联那边来说，首当其冲的影响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溢出生产力了，70年代的廉价技术廉价物资转让戛然而止。但这还不算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美国找到了一条收保护费的合适方案。过去是美国和苏联单挑，还要掏钱支援盟国，免得他们倒向苏联，所以苏联实力弱也能顶住甚至反攻。现在美国用金融纽带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绑在一起，把原来容不下的生产力都抽到美国，再增加军费和苏联对抗，苏联要真正的和全世界对抗。甚至连老盟友中国在80年代都站到了美国一边。

这时候绝对的实力对比差距决定结果，苏联一个国家，3亿工业人口，没法和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中国的工业之和平等竞争。要保证兵力均衡，就没资源搞产业升级，非要搞产业升级，就得降低生活水平。最后苏联在军备竞赛中疲惫的倒下，冷战结束了。

不过，金融帝国之路对于美国来说也是死路。要通过国债回收美钞，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收益率就要高。比如说里根就搞过20%的贷款基准利率。否则美钞就不会回来。但谁都知道工业企业不可能像金钱游戏那么赚钱，20%的利率意味着利润率低于20%的工厂都应该关门放贷。所以美国的工业纷纷外迁，美国人也不甚在意，反正可以印钱买工业品，自己不造东西又如何？这条路走下去，美国也是个工业空心化的结局。

即便苏联死了，但以金融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能拿出最多的钱搞政治捐款，裹挟最多的人口支持继续印钱，所以工业还是复兴不了。美国越来越依赖印钱，没工业品了就印钱，印钱继续打垮自己的工业，去工业化的道路看来要一条路走到黑。所以，客观上美国在冷战后期的发展模式是个自杀性攻击战略。用长远的自杀来换取短期的工业物资充裕，幸而幸而在工业空心化之前，美国压垮了苏联，没有弄巧成拙。

如此说来，整个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一以贯之地靠两条腿支撑繁荣：科技和美国提供的购买力。不过以70年代危机为分界点，之前美国提供的购买力是真实财富，是进步的。之后美国提供的购买力是通过国债游戏来担保价值的纸片，是寄生虫的副产品，所以不可持续。只是苏联死的早，才没有让这个问题露馅。

十一、记吃不记打

自从1848年以来，资本主义从未靠自身的因素走出危机，当然，世界大战或许是个例外。说穿了，资本主义就是个利润驱动的结构，记吃不记打。苏联存在的年头，甭管能不能持续，资本主义的老大至少懂得让利润回流，可持续剥削。苏联死了，军备竞赛和社会福利这两条腿还在，但资本主义看着支撑自己繁荣的两条腿，越看越不顺眼。左手砍福利，右手减基础科研投资。按照旧例，苏联解体后七八年也就差不多又要总危机。

不过，苏联虽然死了，遗产还是有一些的。从科技上说，基础科技的开发周期越来越长，往往投入几十年才见成果。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许多冷战时期的科技投入，要到冷战后才开花结果，80年代开始爆发的集成电路革命就是如此。冷战时期的计算机，性能不稳定，体积庞大，运算速度低，只能在关键的工业节点上用。到了90年代，各种计算机单片机价格一两年就跌一倍，不到10年，游戏机和玩具上用的芯片，计算能力超过当年管一条生产线的电脑。

这种迅猛的技术进步，和互联网、手机一样都是冷战的技术遗产。但一旦出现，就逼着所有企业一起更新设备。资金因此涌入计算机等新行业，雇人、扩大产能，开发商品。资本主义因此又多混了几年。直到公交车的月票都电子化了，摩尔定律也开始失效，这一轮基础科技的刺激才渐渐结束。

苏联的另一个遗产是西方的货币彻底信用化。再也不受黄金或是实物产品的限制。只要美国能继续发债，只要其他国家继续接受美国的纸币，认为美国有不劳而获的权利。美国就能源源不断的印无价值的货币，给世界提供真实的需求。这些年美国每年的逆差越来越大，一方面我们要理解这是美国的无耻，另一方面，这是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额外需求”。有了它大家羡慕嫉妒恨，没了它？那问题可就不是心烦那么简单了。实际上，从使用价值来说，美元并不比当年旧金山的金砂更低。美国印美元发福利和美国的穷人都去淘金砂，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影响是一样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也是一样的，资本主义就是这么贱。

不过，淘金砂和印美元有一点不同——淘金成本低。这话听起来很稀奇。明明淘金要风餐露宿，早出晚归。印钞票只需要开动流水线，甚至只需要在电脑上输入数字。但是，淘金固然辛苦，淘出来的金砂，大家都认为可以当等重的金币用，天生就有价值。纸片天生只是纸片，赋予美元以价值的组织不是美国印钞厂，不是美国财政部，而是美国的海陆空三军加陆战队。美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军队，海军等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和，所以大家相信世界贸易握在美国手里，相信只有美元能够买到其他国家的资源和物资。这才是美元具有的原因。因此，给美元赋予价值，需要美国付出高昂的军费，需要美国海军飞行员在没有同级别对手的情况下每天，需要美国保持制造世界最强大的航母与核潜艇的能力。美元的“制造成本”并不低。

再回到前面的讨论。英国用蒸汽船拖着战列舰打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全面殖民时代，还有工业化战争的时代。从此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尚武精神，不是牧场多少，也不比野蛮程度，而是看工业力量。美国之所以有天下第一的军队，是因为整个20世纪它都是世界第一工业国。不意外的话，读者应该已经意识到问题了——现在的第一工业国不是美国。

印钱引发去工业化，体现在美国身上就是产业人口越来越少，到现在，3亿人口只有1000万出头的制造业劳动力，其中三分之一在军工。工业规模缩减，好多配套生产，包括航母和核潜艇的配套都得交出去做。就算不包到外国，本国基础工业规模收缩，势必带来生产成本上升。美国这两年的趋势就是武器越来越贵，即便不开发新武器，过去能造一艘航母的钱，现在只能造一艘两栖登陆舰。所以美国总琢磨着裁军节约军费。不过，正裁军……这很容易出现一个失控的恶性循环。

光是美国自己去工业化还不要紧，但美国减少的工业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并在别国开花结果。这意味着别国可以用这些工业来打造对抗美国的军队。所以美国在印钱转移产业的时候也有原则，太大的尽量不转，潜力的不转，美国不驻军的不转……免得将来控制不住。但是，70年代发展低谷的时候，苏联逼的太紧，美国捏着鼻子打破一切原则，带领整个西方向中国转移工业，以避免被苏联一勺烩了。等到苏联解体，惯性已然形成，美国也没法改变印钱换东西的既定方针了。再持续了20年，东亚出现了一个美国没有驻军的第一工业国，开始学着造航母，造四代战斗机了……全世界都发现美元上多了俩字：贬值！

其实，就算不贬值，美元也不因该一直能印下去的。这里有个心理因素起作用。比如说，中国的房子，一平米炒到3万，大家可以接受，炒到30万，300万，就算开发商还在捂盘，我们心理也得嘀咕嘀咕。现在美元不贬值的唯一担保是国债，但总是高息揽储，只花不赚，势必要借新债还旧债，利息越滚越大。

1982年美国国债突破1万亿美元，1986年突破2万亿美元，1990年突破3万亿美元，1992年突破4万亿美元，1996年突破5万亿美元。2002年突破6万亿美元，2004年突破7万亿美元，2006年突破8万亿美元，2007年突破9万亿美元，2008年突破10万亿美元。扣除中间因为冷战胜利、苏联解体而节约掉的几万亿美元，从增长趋势来看，这是一条不断加速增加的指数型曲线，从每4年借一万亿变成了每1年借一万亿美元。大家都学过中学解析几何，知道这种曲线延伸下去是啥样——斜率无限接近于无穷大。只要你不相信过几年美国每星期能引发1万亿国债，你就得接受美元必然崩盘的现实。

这个道理既然说起来这么简单，就没人想不通。其实也不用想通，半通不通的时候，大家就会下意识地排斥美元。作为一种信用货币，潜意识里被人排斥就是大问题。因此，美国发美元就越来越费劲。美债的上限虽然还在增加，但美国人自己也加的心惊胆战，连3A评级都没保住。中国的外储从一万亿奔三万亿，中国人却越来越不高兴。变化的临界点快到了。

不管大家心态如何，工业天生就是要指数增长。既然所有工业国都是按照资本主义规律生产，在美元还不是纸片的时候欣欣向荣，那需求缺口也自然一天天增大。只有美国毫不犹豫地印钱，其他国家毫不犹豫地收美元、买美债，缺口才能堵住。现在美国印钱手软，别人收钱也手软……危机回来了。

十二、清算

危机其实早就回来了。但现代世界都是信用货币，依靠创造货币的权利，金融资本最大。所以这个世界比产业资本最大的时候多了项选择——次贷。次贷说明白了，就是把钱借给还不起钱的人。国家搞凯恩斯主义是国家通过信用向富人借钱，把钱塞给穷人创造购买力。不过，穷人可没有国家的信用，为啥富人能心甘情愿地借钱给还不起的人？

因为资本可以自己骗自己。

资本把钱借给穷人，共同特点不是用你的收入做抵押来还款，而是用你买到的东西来抵押。如果穷人买的东西在增值，那么金融机构可以收抵押品还债。所以，在一个炒作的市场上，金融机构是不在乎放款。能炒作的东西往往是貌似稀缺，也不容易损耗的不动产，具体而言就是房子。此前几十年的繁荣带来了房地产增值的预期，所以穷人只要是贷款买房子，就可以在缺乏利润增长点的金融机构借到钱。只要房子还在炒来炒去，这个泡沫就不会破，穷人和金融机构都很开心。这其实也是个死循环：房子为贷款做抵押，让穷人得到钱，穷人有了钱，有了购买力，经济就好转，房价也因此有抬升的理由。这样一圈圈转下来，是不是很愚蠢？也不是，起码不比国债-美元的死循环更愚蠢。

不过，还是刚才的理由，房价不能无限涨，总有人套利出场，胜利大逃亡，减少了场内炒作资金，于是崩盘一发不可收拾。穷人抱怨富人贪心，富人抱怨穷人过度消费，总之购买力不足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只是这次长的像过度消费。这就是2008的次贷危机。2008年上半年中美房产市场的停滞直接诱发了萧条。

人类毕竟还是吃一堑长一智的，2008危机固然来势汹汹，股票也是像1929那样的跳水，但毕竟历史书上写过1929的惨状。所以所有国家，不管金融系统内还有多少信用，全部拿出来砸钱，修铁路、发福利、造房子（囧还是房子）。这样，好说歹说，拖到了2011，而且极有希望拖到2012。其实，这还是走过了一个凯恩斯所说的“长期”，1933-1937。不过，凯恩斯主义和列宁最大的区别是一个借富人的钱，一个抢富人的钱。借富人的钱，早晚还得把利润连本带利再给少数人，否则人家有钱也不外借，宁可自己留着炒粮食，炒猪肉，炒矿石……炒钱（高利贷），总之炒一切他们能炒的东西。但很明显，既然当初那些钱只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就业和消费，肯定不可能产生富人所期望的那么多利益。所以，历史再次回到了1938年的境地。借钱也不敢借，印钱也不敢印——各国国内如此，国际上美国也一样。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殊途同归，谁让你都是资本主义呢？

马克思说，经济危机是相对过剩与绝对匮乏的结合。穷人买不起，富人卖不掉，今年的情况就是如此，能造东西的国家担心市场，不能造东西的国家担心物资供应。能印钱的国家担心钱不好卖，没人要（贬值），不能印钱的国家担心自己的东西（货物或资源）换不到钱。还有许多国家，印钱和造东西的权利都在自由的竞争中丧失了，这些国家没别的选择，只好去死，比如现在饿殍百万的东非，比如风起云涌的中东，马上还要加上南欧甚至西欧。未来会咋样？我也不知道。

从长时段看历史，某些时候能够看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发展脉络。比如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总的趋势就是官僚机构僵化，最能保持官僚机构惯性的机构——克格勃地位上升，克格勃领导人取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甚至入主克里姆林宫。而掌握意识形态，理论上应该给这个国家带来活力的党务官僚，既没有创新能力，也没有管理能力，在整个国家渐渐靠边。这样一个趋势，经过了苏联解体的动荡也没有断掉，久加诺夫和普京之间的势力对比依然延续着苏联时代的规律。这说明现在的俄国只需要看门人，尚且不需要能带来转折的领路者。这是一个僵化、衰败，走向死亡的国家，

同样，从上面的分析看，资本主义近2个世纪以来并没有什么改变。1848年的危机，被金矿拯救，被科技延缓，被世界大战遮掩，还是在1929爆发。凯恩斯主义的拖延没有解决危机，第二次世纪大战该打还得打。战后有了苏联，有了核武器，全世界人民在核战争的恐怖中繁荣了几十年，又吃了20年冷战遗产。终于到了2008，又到了2011。不要以为眼前的危机是什么新鲜事，这只是170年前的老朋友又来打招呼了而已。既然是老朋友，就不要怪马前卒还是用19世纪马克思的理论来给他做身体检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的没错，狼真的会来。

既然认出了老朋友，我们就希望有个送走老朋友的方案。至少请他出去逛上几十年再说。咋送呢？我只能说，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的。

首先，我们可以祈祷上帝赐我们一个金矿，足够大，而且最要出现在任何强国都控制不了的大陆。在全部土地都瓜分完毕的今天，这个想法貌似不现实。

其次，我们可以指望忽然出现一项逼全世界工业更新设备的科技进步。这种事谁也别说不可能，但是……谁也别说一定可能。科研这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冷战后基础科研投资停滞，指望忽然有科技吊命可不容易。

第三世界大战。这个方案不必解释，谁爱选谁选。

第四社会主义，釜底抽薪地消灭生产过剩。当然，历史证明，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

除此之外，其他可选方案已经被金融资本透支的差不多了。但凡还有半点办法，2008到2011的历史也不会这样。如果上面的答案你都不喜欢，咋办呢？

不喜欢就不喜欢吧，谁告诉你历史一定要给个你喜欢的选项的？实际上，历史也没要求你选，历史自己会挑个顺眼的方案。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是坐下来等。看危机这头百年老狼到底先咬死谁，或者把哪一部分世界逼的穷则思变，另辟蹊径。是中国？是美国？是欧洲？是第三世界？。总之看到老狼乱咬的时候不必惊奇，这不是个稚嫩的狼崽子，是头成了精的百年老狼。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从未在内部找到过解决危机的方案。尽管人类干涉历史很艰难，但如果人类有干涉历史的意愿，真正要做的是结束资本主义。为一个发愁生产力过多的制度送葬，这应该是我们的光荣。至少也是我们对古人取得智商优越感的方式。

马前卒
20110916
本文成文仓促，内容基本来自对既有稿件的整理，不恰当、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各位多多包涵。

1962年春，弗兰齐斯卡中学毕业后离开父母家到慕尼黑去上大学，那时十九岁的她依然是个处女。这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年代人们在性关系方面比如今要拘谨得多。在德国执政的仍旧是阿登纳，1968年还远远没到，母亲们一般而言要守身如玉到新婚之夜，她们自然也教育自己的女儿要这样做。人们期待年轻男子积累性经验、能够宣泄自己的激情，但年轻姑娘则必须洁身自好。弗兰齐斯卡并不想守身如玉到结婚那天，她也想积累经验，她觉得自己已经像熟透了的果子，她想知道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想最终把大家都那么看重的著名的初夜拿下。但办这档子事她得找个行家，决不能找个面色苍白的学生，那些接她去跳舞的乳臭未干的学生们往往笨手笨脚。几乎有两年时间，她曾和其中之一处朋友，那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军官儿子，他瘦长而动作不太灵活。其实他们已经好得就快一起度过双方的初夜了。这时他给她写了一封长达十四页的信，信中他说自己不敢，他怕会做错什么，他宁愿与一个有经验的妇人度过自己的初夜。男人就可以随心所欲。那好，她也能、也想照方抓药：不要双手因害怕而出冷汗并发抖的毛头小伙子，不要情场上的半吊子。弗兰齐斯卡决定要亲自筛选出她的第一个男人。谁应成为她从姑娘到妇人这段人生重要路程上的老练引路人，她不想让偶然性或是愚蠢的热恋来安排。

其实弗兰齐斯卡也并非一点儿经验没有。在社交聚会、学校庆典、毕业舞会以及电影散场后，黑暗角落里不乏色情练习。汗淋淋的热手摸过她的胸脯，也曾从裙腰和紧身袜间向下摸过，但一碰到她紧紧并着的双腿就知难而退了。她最后一位男友是个结了婚的音乐教师。她父母去听大提琴演奏会时，她曾和他一起在她闺房中狭窄的床上躲在百衲被下呻吟、打滚。她甚至脱得半裸，允许他往她裸露的双乳间轻唤“我爱你”。从开着盖的手提电唱机中飘出法国诙谐歌曲“普罗旺斯的蓝色天空”，贾克斯·布雷尔咬牙切齿地歌唱着他并不相信的爱情，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女人都不忠实、残酷而浅薄。

这位音乐教师抱怨他的老婆自打怀孕起就不让他碰了。反正弗兰齐斯卡觉得他并不是她想要的理想人选，他虽然颇有经验，可他的触摸让她感到匆忙和笨拙，他使她失去耐性。他不像个沉着的情人，倒像个烧过了头的蒸锅，随时都会炸裂。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不出所料，音乐教师尚未进入她体内就早泄了，道过歉，穿好衣服就无地自容地逃之夭夭。不一会儿父母回来了，她假装睡着了，心中暗想：真倒霉。

接着就是中学毕业：各科考试、各种激动以及各类庆祝。后来她终于来到慕尼黑开始了大学生活。现在她给自己改名叫弗兰卡。她学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和民俗学的第一学期已经结束，但仍旧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曾几次躺在学生宿舍的毛烘烘的希腊牧羊人地毯上听凭男人亲近自己，可那都是些什么男人啊！或者是虽能引用海德格尔，却不知道如何解开乳罩的学生；或者是镜片肮脏、有口臭并穿着廉价皮鞋的助教。而且她第一学期也确实有很多事要做：报名参加该上的专题研讨班，熟悉大学、图书馆和学生生活。她找了间房子，不久又得搬家，因为房东骚扰她。而且他也确实并非她心仪的那种男人，是个秃头、足穿拖鞋的肥胖单身汉。早晨他总是边敲她的门边沙哑地喊道：“施泰因梅茨小姐，您为什么把自己锁在屋里呢？我只不过是想对您好点儿。”

假期里她和女友一起到法国，在布龚特帮助摘葡萄。干活多，挣钱少，但十分有趣。可在所有收获葡萄的帮工中，她仍旧没有找到愿与之共度初夜的那位男子。那是些友善的农民，他们的双手因劳作而粗糙。和他们可以一起欢笑、歌唱、干活和畅饮葡萄酒，但激情就难以想象了。此外所有帮工都集中住宿，姑娘们住在一个粮仓，小伙子们住在另一个粮仓。

第二学期弗兰卡不得不找一份零工，因为他父亲寄给她的那点钱不够开销。她在她住的郊区当邮递员，每月可以挣八百马克。总的来说是个不错的差事，但早晨五点就得起床，五点，这太恐怖了。十月初的早晨五点连鸟还没有叫，最后一批酒鬼还在昏睡，最早的有轨电车还没有开始行驶，就连运送垃圾的车辆都还没有上路。五点钟怕影响房东还不能洗漱，为了能清醒过来，弗兰卡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开窗户放冷空气进来。她站着吃块面包或是吃点巧克力，喝杯黑咖啡，接着就得上路了。五点半弗兰卡必须赶到她供职的邮电分局，她的两位同事分别是瘦胡戈和胖瓦尔特，前者几乎一言不发，后者则总是喋喋不休。瓦尔特所谈则不外乎性以及他和自己的老婆是如何做爱的。要是碰上瓦尔特上厕所，胡戈就会说：“他根本没机会做爱，他老婆早就跟安联保险公司的一位私通了，让他戴了绿帽子——你可什么也别说啊。”

瓦尔特带着弗兰卡送了几次邮件并给了她一些指点。他告诉她哪些特别丰满的妇人或是热心的年轻姑娘会在特别阴霾的天气给可怜的邮递员送上白酒和热吻。可弗兰卡对妇人和姑娘没兴趣，至于男人嘛，瓦尔特则无可奉告。

如今弗兰卡已经能独立送邮件了。每当她把所有的信、报纸和明信片按着街道和门牌号整理好后，就骑着邮局那种有两个大兜的、沉甸甸的黄色邮车出发了。

这天大约七点钟她送完了邮件，打了个哈欠，在胡戈的奶酪面包上咬了一口。此时瓦尔特正在用一张明信片的边角剔净自己的指甲，他顺便念出明信片写的字：“‘亲爱的母亲，问候你，你的克劳斯。又及：也许我不久会去看望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他从来没来过。也许他这些毫无意义的明信片最好就不该给那个可怜的女人送去。”

弗兰卡间或也读明信片，她认为人们所写的几乎全是些无聊的东西。其实有趣但不知为什么让人费解的总是明斯特某位疯子写给赫尔德尔大街年轻女兽医的明信片，那是些用铅笔潦草写就的明信片。前不久他写道：“未来！魔术！当！”今天他又写道：“欧洲，你是接受坚信礼小伙鼻子中的鼻牛儿。让我们到阿拉斯加去。戈特弗里德·本。”这是怎么回事？戈特弗里德·本不是个著名诗人吗？难道他竟写什么鼻牛儿？这些寄给一位女兽医，传递的又是什么信息呢？除了这位女兽医，弗兰卡的投递区内还有三位大夫。这是件好事，因为总有很多试用品寄来，给医生的样品、维生素片，她可以扣下一些。

在邮局的工作让弗兰卡逐渐有机会窥见一些男人的心灵。例如住在新教堂街的阿尔贝特·马特斯，为什么他总是穿着敞着的浴衣给她开门呢？不错，他还穿着条裤衩，但此外就一丝不挂了，敞着浴衣，光着脚。当她把信件递给他时，他总是挖苦地说：“没别的了？”她本想把邮件扔进信箱，可每次那人都能听到或看到她来。他打开门，亲手接过信件，但当她转身要走时，他总轻轻地在她屁股上拍一巴掌。有一次她甚至想，随它去吧，干脆就让阿尔贝特·马特斯来当初夜情人吧，他看上去也愿意。但她觉得他还是不符合自己的标准，他胸口上有毛，这让她很是腻歪。她不想让自己的脸贴在这样毛烘烘的胸口上。

她对自己有些丧失信心。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要是她这么挑剔的话，就是到二十五岁她也嫁不出去。不，不要想这些。为什么一切都这么复杂呢？她坚信，一旦有了突破——考虑到要办的事，这个词用在这里可谓贴切——接下来与男人周旋就易如反掌了。那她就可以今天有一桩风流韵事，明天有一段色情故事了。只要先开了头，克服了这一不利障碍，也许她最终还能经历真正的伟大爱情！她希望自己能有个美好的初夜，因为她从所有女友们那里听到的都是灾难性的第一次：偷偷摸摸、疼痛难忍、毫无经验、暗中摸索，最终以苦涩的失望之泪洗面。经历了这些以后需要很大的勇气才敢尝试第二次。不，她不想这样。她的初夜应是明亮的，在一张大床上，他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是兴趣高涨地去做。他的乐趣要足够感染她，让她以后对这种事永远有兴致。弗兰卡想，为此值得等待和期盼。

有一次她几乎如愿以偿。在她负责投递的区域内住着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男人，他大约四十来岁，看上去稍有倦容，但仍旧风度翩翩。有一天早晨他走近她，递给她一张二十马克的钞票。他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很好闻。

“您叫什么名字？”他问道。“弗兰卡”她答道。他赞赏地扬起了眉毛。

“有意思，”他说，“弗兰卡。您听好，弗兰卡，要是有这种笔迹的信到了邮局”，他边说边给她看一个长信封，上面有倾斜的、蓝色的、看上去像是女人的笔迹，“请不要扔到信箱里，任何时候都不要往信箱里扔，弗兰卡。车库的门总开着，请把信放到上面左侧第一个颜料罐的后面，那里总有一张这样的钞票在等着您。弗兰卡，我亲爱的，我们互相理解了吧？”

他们互相理解了，弗兰卡感到：他是个行家，她想要他，这个男人，立刻，就在车库里。但他只是又冲她挤了挤眼就回房子里去了，她看见他的老婆正在厨房里洗碗。

三天以后来了这样一封信。弗兰卡自然小心地拆开了信并读了它。不来梅一个叫乌拉的写道，她几乎等不及在周末见到他。她将去车站接他，无论天多冷，她都不会穿内裤，这他应该明白。“这样”她写道，“你就可以立即给我，在离得最近的门厅、在咖啡店的厕所中、在电梯里。然后我们融入人流，那我就可以拥有那种脸色，你知道的，灿若桃花的脸色。”

我的灿若桃花的脸色！弗兰卡用颤抖的手指把信重新粘好。她多么希望自己也终于能拥有“那种脸色”！现在她日夜所想的就剩下性了，但那位漂亮男人她再也没见着，只是在放那位女人用蓝色笔迹书写的信时，颜料罐后能定期见到他的二十马克钞票。有几天她也没穿内衣，但毕竟已是十月初，她送邮件时冻了个半死。尽管如此，在牛仔裤和毛衣下不穿内衣确实有一种轻佻、冲动的感觉。

她梦见约翰·F·肯尼迪，他当时是备受赞赏的美国总统，作为男人她很喜欢他。虽然那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是约翰·施泰因贝克，她偷偷地读安妮·戈龙的安格丽卡小说，那里面满是情欲的呻吟。

她终于遇到了他。

那天她送完邮件正骑着车回邮局，他在自行车道上走。她按了铃，他转过身，打了个道歉的手势躲向一边。他高高的个子，金黄色头发，眼睛的颜色令人难以置信地浅。他咧嘴笑着瞧她的样子很不寻常。“对不起！”他喊道，她再次向他转过身并做出一脸坏笑。“留神些，漂亮男人！”她喊道。

她在邮局停放好沉重的自行车，拿着空兜走进了屋，胡戈正在用勺子吃着他的草莓凝乳。她结了账，把挂号信存根整理好放入一个文件夹，为第二天做了一些分类性准备工作。她准备把《时代》周报和《明星》杂志拿回家，乌姆巴赫街的退休女教师第二天星期五得到这些报刊就足够了。然后她对胡戈和瓦尔特说：“再见，你们这俩蠢货。”胡戈说：“我们爱你！”瓦尔特则说：“总有一天我得揍你，或者我跟你在公用厕所干一场。”她想，别，可别是你，接着走了出去。刚过十一点，要是抓紧的话，她还能赶到大学去听十二点关于福楼拜的讲座。福楼拜对艾玛·包法利浪漫的多愁善感的愚蠢性所做的几近残酷的客观描述对她是剂良药。

他站在门外，靠在墙上，一边坏乐一边抽着烟。弗兰卡想：就是他了。

她径直向他走去，拿过叼在他唇间的烟卷，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又把它插回了原处。

“邮局的克里斯特尔？”他问道。“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我一直以为自己认识所有漂亮的女人呢。”

“也许你不在我负责的区。”弗兰卡说，这时她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儿了，以至于她怕他看出来。

“军用机场，”他说，“我是那些奇异而有魅力的飞行员中的一员。”

后来她得知，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士。但他喜欢说自己是个飞行员，以便在女人那里显得更有吸引力。他是来自乌尔姆的钳工，志愿兵，三十五岁，他在军用机场差不多还要呆上一年。

“军用机场，”她说，“啊哈，他们不让女孩子去那儿。跟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在一起太危险。”

“我是海因里希。”他边说边向她伸出了手。“弗兰卡。”她说。他问道：“你真是邮递员吗？”

“不，”她说，“我是大学生。”他笑了。

“噢，惹人喜爱的女大学生们，”他说，“总是那么聪颖，对实际生活却一无所知。”

“实际生活是什么？”弗兰卡问道，“如果你了解实际生活，那就展示给我。”

海因里希笑了，踩灭了烟卷，挎起她的胳膊，就好像他们是一对彼此熟悉的老夫妻。

“你周末做什么？”他问。弗兰卡答道：“我跟你在一起，你给我讲解什么是实际生活。”

他停下脚步，坏笑了起来。“你们女大学生一般不是总扭扭捏捏的吗？”他说，“看来今天我运气不错。那好，我星期六开车去兰茨贝格，那儿的一位朋友结婚，盛大庆典。你愿意一起去吗？”

那还用问。她恨不得马上就出发，就现在。她不愿松开他那温暖、结实、充满阳刚之气的胳膊。可他们走到了她住的地方。

“我住这儿，”她说，“你得按泽胡贝尔家的门铃。”

“我会按喇叭的。”他说，“像这样。”

他模仿着喇叭的声音，神经质的意大利人开着他们那微型菲亚特就是这么按着喇叭在街上疾驰而过的。然后他弯下身吻了弗兰卡，这可不是毛头小伙子的吻，而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吻，他知道他想要什么。这个吻是坚决的，具有挑逗性，虽短暂，但目的那么明确。弗兰卡的膝盖都酥了。

“还是今天这个时间？”他问道，她点了点头：跟今天一样。为什么不是今天？现在，她多年梦寐以求的事情终于近在咫尺了，她怎么能等到星期六？

他走了，她甚至没有勇气目送他。她坐到了门厅的台阶上，一直等到呼吸平静下来，她才上楼走进自己租的带家具的房间。

星期五到星期六的那个夜里她失眠了。她洗了盆浴（每周她可以用一次泽胡贝尔太太的浴盆），全身抹了护肤膏，剪了指甲，做了头发。她企图在一夜之间变漂亮。早晨她着急忙火地送完了邮件，跑回家穿上最窄的三角裤、最紧的牛仔裤、最漂亮的体恤衫。金色的十月，艳阳高照，她把三角裤又脱了，只穿了牛仔裤和体恤衫，光脚穿了双体操鞋。她坐在窗边等着。

他来了，开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大众车，他按了喇叭。她动弹不了了，就是动不了。最后她终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走到洗手池那里的镜子前，看到自己那张姑娘的面庞：如此潮红、如此渴望。

她又回到窗前，他靠在车身上正在点一支烟。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他了。

她奔下楼梯，背着小小的旅行袋尽量从容地向他走去。“哈罗。”她打了个招呼。

他们两人互相审视地打量着对方。事情进展得毕竟有些快，他们在评判对方。他们评判的结果是满意，彼此都满意。她又拿过他的烟吸了一口，他把她的旅行袋扔到后座上，他们上了车开走了。

“海因里希，”她说，“我有个秘密，但这个秘密我今天晚上才告诉你。”“我热爱女人的秘密。”他说，“什么秘密，是不是你结婚了，小大学生？”

“是色情方面的。”弗兰卡说，他笑了起来。

“这类秘密我就更喜爱了。”他说。他左手握着方向盘，把右手放到她膝上。

他们行驶在车辆不多的公路上，两侧是绿色的草地，上面有母牛在吃草。艳阳高照，微风习习，金色的树叶还挂在枝头，但已做好脱落的准备，仿佛弗兰卡在内心已做好失身准备似的。弗兰卡像包法利夫人在她的婚姻初期一样，在通晓各种理论之后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进入美妙的性爱氛围。

海因里希讲述着军用机场里发生的故事，他不时说些傻乎乎的俏皮话：“飞行员，你们是一道绚丽的风景，可黑森林却是最美好的季节！”她讲起了民俗研讨课，在课上她得做个有关小圆面包形状的专题报告。她问他是否知道，小圆面包是模仿女人的阴户成形的？他笑得几乎无法继续开车。他们笑傻呼呼的战士、笑更傻的大学生。弗兰卡感到无拘无束、幸福而满意。她想：再过几小时我就过了这关了，今天这位是一定不负重任的。

他们在一个老式旅店里开了个双人房间。双人床是由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房间在阁楼上，面朝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有个喷泉。弗兰卡把窗户整个打开，伸展着胳膊躺在一张床上，姿势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似的。海因里希进了浴室，撒了泡尿，冲了个澡，在凉水下发出噗噗的声音。他走进房间后才把牛仔裤裤门的拉锁拉上，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这么干，甚至当他们在饭馆上完厕所后都如此。弗兰卡经常看到这一情景，觉得此行径可恶之极。可海因里希这么做却让她觉得煽情。他光着上身，胸口上没有毛，不像住在新教堂街的阿尔贝特·马特斯。弗兰卡每接触一个男人都要先不引起注意地搞清楚他胸口上是否有毛，要是有的话，就根本不予考虑。在海因里希身上她假设一切都是完美的，结果一切不出所料——都是完美的。

海因里希端详着她，感到她已做好准备。他有过不少女人，所以能够立即嗅出性欲的特殊味道。他没有解开鞋带就把弗兰卡的体操鞋拽了下来，把牛仔裤从她腿上扒下来，把她的体恤衫向上撩起。

“噢……”他声音嘶哑地喃喃自语道，“没穿内裤。”接下来又说：“漂亮的胸脯。”

他吻她的胸脯，迫不及待地褪下自己的牛仔裤。弗兰卡用双臂和双腿拥住他小声地说：“海因里希，我的秘密是：你是我第一个男人。”

他沉重地压在她身上，先前胀得硬邦邦的阴茎一下子疲软了。

“倒霉！”他懊恼地说。

然后他抬起头望着她。他们不得不笑了起来，互相拥抱，在床上打起了滚。他喊道：“这怎么可能，你多大了？十九？这些年你到底都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还要装得很有经验，立刻跟最先碰到的任何一个男人去旅馆？”

“因为我知道你是最佳人选，”弗兰卡说，“我一直在等待着合适的人。”

“难道我是那个合适人选？”他不相信地问道。

她点点头。“你是个行家。”她说，“是个行家，也是个能手。这能看出来。我想要一个这事干得漂亮的，跟他做爱能有乐趣。”

他光着身子坐在床上，尴尬地用手从裤兜里摸出香烟盒并给两人合点了一支。

“我想人们总是办完事才抽烟吧？”弗兰卡洒脱地问。“嘿，至少这你倒知道。”他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叹了口气说：“真倒霉。头一回做爱尝不到甜头，至少跟我谈起过这个话题的所有女人们都这么说。这是我必须得告诉你的。”

他躺到她身边，往房顶上喷着烟。

“没错，”他接着说，“我有过不少女人，但还从没遇到过一个处女。大多数男人偏爱处女，我可不。我碰到处女就溜了。开溜或是运气好没碰到。真该诅咒，现在你跑出来了，你这个小女大学生。”

“总得有人出这把力吧，”弗兰卡说，“所有我以前遇到的男人都太蠢。现在你可千万别扫我的兴，让我耷拉脑袋。”

“耷拉这词用得好，”他自嘲着指了指自己缩小了的鸡巴。

“这个我们马上就能让它斗志昂扬。”弗兰卡说着把那玩意握在了手里。她滑动的手真地让它硬了起来。

“会有些痛，”他嘟囔着并很快地往她身下垫了一块毛巾，“而且还会出血。”

弗兰卡闭上眼睛，尽可能地舒展开自己。她的心、她的身子、她的灵魂都向这个男人敞开了。她躺在这个男人身下，这个男人终于温柔而小心地开始进行那项她等待已久的工程。他们两人均已大汗淋漓，她呼吸急促，当她感到他进入自己体内时，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喊叫。他向她耳语道：“你知道吗，我们军用机场的巴伐利亚人管这叫什么？借用十月啤酒节的术语：给啤酒桶装龙头。”

“现在正好是十月。”弗兰卡喘息着说。

他们笑得前仰后合，以至于他的阴茎从她体内滑出。但他又一次进入她，紧紧地搂着她，抚摸着她的面庞，吻她并温柔地向她耳语：“给啤酒桶装龙头，疯狂的小女大学生，现在你终于如愿以偿了。”

弗兰卡感觉到他的整个身体紧张起来，他射了精，然后放松而大汗淋漓地趴伏在她身上。她用双臂紧紧抱着他说：“谢谢！事情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糟糕。挺美的。请马上再来一回。”

但他却站了起来，把毛巾拿进浴室洗了，又拿了一块小毛巾替她擦去身上的血和汗。他完全与她一向所梦想的第一个男人相符。她没看错人，她极为幸福。她跳起来，以便去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脸色。

“能看出来吗？”她问。她看到了自己泛着潮红的面庞和乱蓬蓬的头发。

“能闻出来。”他说。他站到她身后，把双手放到她胸部。她感到无比幸福、性欲高涨、快乐无边。她是如此地自由和轻松，以至她向开着的窗子发出了一声响亮的欢呼。几个市场女贩抬头往上看，她冲她们招了招手，然后把海因里希重新拉回了床上。

在他们晚上出席他朋友的结婚庆典之前，他们又在一起合欢了四次。弗兰卡几乎无法走路，那里面都磨破了，而且痛，可那种感觉确实是无与伦比。她神采奕奕、热血沸腾地靠在墙上，一边喝酒一边调情。海因里希从她身边走过时冲她耳语道：“该死的，别这么得意，别人真能看出来。”她小声回应道：“待会儿再来一回。”

他们在兰茨贝格逗留了两天，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离开床。然后海因里希就该回兵营了，但他却请了假。他们一起去阿梅尔湖十天，他的朋友在那儿有座空房子。弗兰卡在邮局请了病假，瓦尔特骂骂咧咧地接管了她负责的地段。大学那边她干脆逃学。

那是爱的十天。他们在床上、在地板上、在厨房的餐桌上、在浴盆里做爱。他们站着、在森林中的树下、甚至在他的大众车里做爱。只要他能够勃起，他们就做爱。她任何时候都可以。他是个绝妙的师傅，他通晓男女间性爱的一切可能性，没有障碍、没有恐惧、没有做作。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允许的。弗兰卡是个求知欲很强的学生，她了解了他的身体和自己身体的所有做爱可能性，熟悉了他们身体的各种味道。做爱的过程中她学会了她所应该知道的一切，这样今生在温柔乡中她都不会再经历恐惧和失望。她能够要求，能够给与，能够享受。事后喝杯葡萄酒并抽上一支烟，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她心醉神迷了十天。

最后一天她望着他心想：这回可够了。这位来自乌尔姆的三十五岁钳工和这位十九岁的女大学生，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未曾试过的做爱姿势，更没有什么还没谈论过的话题。他们确确实实是彼此性爱够了，他们沉默而满足地并排躺在床上。最后一夜他们睡得很沉、很香，虽然紧紧相拥，却头一次没有发生性关系。他们该分手了。她微笑着想起了所有他说过的俏皮话，从“一杯温度适中的啤酒”到“宁可什么都别干，也别分开坐着吃饭。”他满嘴都是这种胡说八道，她曾为此捧腹大笑。现在她不愿再多听一天这些俏皮话了。此外她还注意到，最后一晚在乡村小酒馆中他曾和酒馆女招待调情，他的一句俏皮话甚至不再是说给弗兰卡，而是说给女招待听的：“最小的酒馆也比最大的鞋厂强，我说得没错吧，漂亮妞儿？”

他对她也腻了，对此她丝毫也没有感到忧伤，而是获得了一种平静和从容的满足。他们彼此做了有益的事，现在即将友好地分手。要说她有些许遗憾，那也是对他有些爱犹未尽，而不是因为他明摆着不爱她。她突然害怕会丧失爱的能力，但很快又驱逐了这种恐惧，准备平静而轻松地与他分手。

他们的分手确实也是这样的。第二天他们回到慕尼黑，当他把她送回住处时，她拥抱了他并说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海因里希。我这辈子都感谢你。”他吻了她并说：“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好学生。现在你可以勇往直前了。”

他临上车时问道：“我们还会见面吗？”弗兰卡点了点头。她目送他离去并想：再见了，我的朋友。到处都有失意的女人在等着你，你要让她们幸福，你有这个能力。

下午弗兰卡去胡戈和瓦尔特那儿报了到，他们再次见到她很高兴。瓦尔特问：“要是真打起来了，你会干什么？” 弗兰卡没听懂他在说什么。“打起来？”她问道。胡戈生气地说：“现在你该说你什么也不知道了吧？”

不知道，弗兰卡什么也不知道。她把退休女教师的《时代》周报和《明星》杂志拿回家，万分惊讶地读到：当她在海因里希那儿学习情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世界在那些天曾险些堕入深渊。所有报纸上都称其为“古巴危机”，古巴危机幸好没有导致战争。在他们没有离开床的那个星期天，由于在古巴发现瞄准了美国的苏联导弹，美国让自己从格陵兰到土耳其的全部导弹进入战备状态。约翰·F·肯尼迪在对美国公民——《我的公民同胞》的演讲中宣告了事态的严重并宣布“全民最紧急动员”。而那天弗兰卡第一次在户外做了爱，那滋味奇妙无比。菲德尔·卡斯特罗再三提醒他的人民：“祖国或死亡，我们必胜”，主席的顾问蔑视而嗜战地说：“把他们炸回到石器时代去。”当时弗兰卡正在阿梅尔湖和海因里希躺在浴盆里。为了可能打起来的核战争，人们开始囤积食品，美国邮局倔强地保证：“假如核战后还能剩下什么，那我们就会继续递送邮件！”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的是：“闪避和隐藏！”如果炸弹落下，要用书包或课椅遮住头，闭上眼保持镇静。

当时弗兰卡还没有像几年后参加大学的示威游行时那么关心政治，但她懂得，曾经发生了能戏剧性改变世界命运，甚至说差一点能毁灭世界的事情。当她第一次与一个男人日日夜夜沉浸在温柔乡中时，加勒比海水域游弋着的所有核武器能够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化为灰烬。她吃惊地意识到，当人们沉湎于自己的私情时，是会彻底背对整个世界的。

弗兰卡又投身到紧张的学习中，心满意足，如虎添翼。只是为了开心和把刚刚从那个钳工身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她与民俗学助教开始了一段恋情，她要让他明白明白小圆面包的形状是什么样的。

三周以后海因里希和弗兰卡还见了最后一面，一起喝了杯温度适中的啤酒。

“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他说，“我正在编写新的电话簿。”俏皮话一直要说到底，但她现在听到这类话已经笑不起来了。她望着他想起了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充满激情并让她学到很多东西的夜晚，她还是感激他的，可他已经不再能让她燃起激情。

不久后海因里希退了役。他惹了大麻烦，因为在整个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当部队进行战争动员时，他却没了人影。现在他拿了补偿费回到乌尔姆，想在那儿开间洗衣店。

弗兰卡忘了他，却也未能彻底忘却。她和男人们的关系不错，有激情，不复杂。近年来她有过几段较长的恋情，后来嫁给了一家铜丝厂的厂长。他有钱，她也有钱，他们很幸福。弗兰卡把名字又改回弗兰齐斯卡，她从事法语和意大利语文学的翻译工作。她丈夫和她经常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没有孩子。弗兰齐斯卡并不确切地知道，她丈夫是否一直对她忠诚。他们俩人不是那种不停地用打监控电话的方式折磨对方的两口子。他们俩都认为吃醋是一种很愚蠢、很没有必要的习性。弗兰齐斯卡认为要是不过分监视对方，也就没有必要吃醋，她丈夫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从容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从不用毫无意义的问题来破坏美好的东西。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之后，他们仍旧有时喜欢在一起行房事。在所有这些年中，弗兰齐斯卡只有两次欺骗了她的丈夫，都是纯粹由激情引起的短暂恋情，每次都是一夜情，这根本不算数。她所追求的爱情是否确实存在，这一点她不知道。她感到，人们对爱似乎有许多期待，甚至似乎有爱的证明，但爱本身却像燃烧的荆棘中的上帝，是隐形的，是摸不着的幻象。但存在着感应。

1989年秋，弗兰齐斯卡的丈夫为了一笔新的铜丝生意逗留在新西兰，要在那边呆十四天。这段时间她去慕尼黑拜访一位女友，本想与她一起购物和看戏，但这位女友的父亲遇到事故，她得照顾父亲。弗兰齐斯卡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她住在斯图加特附近。

那天的天气灰蒙蒙的，让人伤感。弗兰齐斯卡坐在头等车厢里望着窗外的雨。她现在四十六岁，有时想重新还原成那个不安分、活泼好动的弗兰卡，想重新体会迷惘、心跳、蹦蹦跳跳地在路上走的滋味，渴望能够胡思乱想以及不思而行。但她已经上了岁数，是个穿阿玛尼衣服、戴着钻戒和贵重手表的女士，冒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她走进餐车，要了葡萄酒和一些吃的。当她等着上菜时，车厢里响起了广播声：“下一站是乌尔姆。下一站：乌尔姆火车总站。”

乌尔姆。二十七年前，海因里希当时不就是去的乌尔姆吗？也不知他是否还生活在那儿？突然，她自当时一别第一次萌生了想再见到海因里希的强烈愿望，也许是因为乌尔姆现在与她近在咫尺。兴之所至，她有时间，开往斯图加特的火车多得是，中途下趟车易如反掌。弗兰齐斯卡把订餐的钱放到桌上，饭还未到，葡萄酒还没喝完，她就回到了自己的车厢，为了穿大衣和取箱子。她不去想自己要干什么，她就是有这个愿望，伤感突然不翼而飞。

火车停在了乌尔姆，弗兰齐斯卡下了车，兴冲冲地有些跃跃欲试。“我们倒要看看。”她边想边向有地址簿的邮局走去。

她很快找到了他的名字，姓他那个姓的并不多，地址也有。弗兰齐斯卡记下了地址，没记电话号码，然后她叫了一辆出租车。

直到站在他住的房门前，那是幢住有很多家的老式出租公寓，他住在二楼，她才突然觉得有些唐突。他肯定结婚了。他一准认不出她了。现在他该六十二岁了。她该怎么向他的妻子解释自己是谁以及为什么按门铃吗？年轻时的一位女友，碰巧来乌尔姆，一次短暂的再会，只需十分钟。最后好奇心战胜了害怕和顾忌，弗兰齐斯卡按下了门铃。她让出租车司机等着她。

房门打开了。她上了二楼，他站在那儿。她一眼就认出了他，但他的脸上却露出了疑惑。他上了岁数，发了福，上身穿着件柔软的毛衣，下身着褐色灯芯绒裤子，膝盖处已经向外鼓起。他站在那里凝视着她。

“你还认识我吗，海因里希？”弗兰齐斯卡边问边向他伸出了双手。“我是小女大学生，弗兰卡。”

“我认不出来了，”他说着把她拥入怀中，“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快三十年了，”弗兰齐斯卡一边回答一边望着他。“我恰巧路过乌尔姆，我只是想再见你一面。”她看着他那张疲倦而沧桑的脸，深深的皱纹，过度饮酒留下的痕迹。他戴着一副眼镜，但他那浅色眼睛中仍有些许年轻时的那种魅力。

“进来吧。”他说着把她推进了屋子，屋里通风不够，有股发霉的味道。有些俗气的起居室里放有皮长沙发、靠壁组合柜和电视机，弗兰齐斯卡坐到沙发上。她脱去大衣，他拿来了白兰地和两个酒杯。

“小弗兰卡，”他边说边审视地看着她，“跟我相比你保养得不错。”

“我比你也年轻整整十六岁呢。”她笑道。“十六岁？你那时就那么年轻？”

他们碰了杯，喝着酒，弗兰齐斯卡问道：“你都做些什么？洗衣房怎么样了？来，讲来听听。”

“这些你还知道？”他感到有些吃惊。“是的，当时我是开过洗衣房，一共两家，生意不错。现在我提前退休了，出过事故。”他撩起裤腿指了指一块大红伤疤。“肝也不好。酒喝得太多。”

“结婚了吧？”弗兰齐斯卡问道，她在这套荒凉的公寓住房中看不到丝毫女人留下的痕迹。“三回，”海因里希边说边自信地坏乐了起来，他的这种调皮的坏笑当时曾那么吸引她。“结了三回，离了三回，有两个女儿。你呢？”“婚姻美满，没有孩子。”弗兰齐斯卡说。她审视地望着他。“我还记得一切。”她微笑着说。

“嗯，”他说，“我记不得一切了，但还记得许多。我对你印象很深，弗兰卡。我能清楚地想起我们的事。我是你第一个男人。”

“你是第一个，”她点了点头，“你身手不凡。如今情场上可得意？”

他摆了摆手。“早退出情场了。我已经四年或五年没跟任何女人睡过觉了。没这种事了。”

弗兰卡无法相信。 “你曾是个多么出色的情人啊，”她说，“这种事怎么能突然结束呢，更不会才六十二就退出战斗？想想查理·卓别林，八十多他还生了个孩子呢。或者安东尼·奎因。”

“你想让我跟你生个孩子吗？”海因里希坏乐着问，她说：“你想想看，我已经进入更年期了。”

他们两人都笑了，再次碰杯，海因里希把酒又续上。就在那一瞬间，弗兰齐斯卡意识到：或者事情现在会继续发展下去，或者她立刻起身乘下一趟火车回斯图加特。

“要不这样吧，”她说时心又跳得像当时那么快了，“我很高兴与你重逢。现在我们就住进一家漂亮旅馆，就像当时那样，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顿丰盛的晚餐。你觉得我的主意如何？”

他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却问道：“为什么要住旅馆？不住旅馆不是也能吃饭吗？”

“不,”弗兰齐斯卡简短地回答说。她站起来，边穿大衣边说：“穿件大衣，换上鞋，别的你什么也不用带。”

“等会儿，”他说，“我不能穿这身衣服去。”他指了指毛衣和灯芯绒裤子。“不，”弗兰齐斯卡说，“当然不能穿这身衣服去。所以我们得马上改变现状，请相信我，让我来安排。当年都是你花的钱，今天该我了。我是个富有的女人。”

“这看得出来，”他边说边穿大衣和鞋。他弯腰的时候直喘粗气，他说：“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阿多尼斯了。”“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弗兰齐斯卡说，她对他知道阿多尼斯这个词感到惊奇，“人掌握的本领是不会轻易丧失的。做爱就像溜冰或是弹钢琴，只要稍微练习一下就会轻车熟路。”

他站起身，用双手捧住她的面庞。她突然觉得他又像当年那么自信、那么有男子汉气概、那么了不起了。“那我们现在就练习？”他问。她点了点头。他吻她，吻得坚决而具有挑逗性，与当年一模一样。她对他耳语道：“我一直想向你表示感谢，也许现在是个恰当的时刻。”

他们乘出租车去市里最高档的男装店。他们坐在后座上，手拉着手就像热恋中的青少年。弗兰齐斯卡给海因里希买了一身西服、一件质地柔软而漂亮的西装上衣，还配了两件蓝白条的衬衫、维沙哲牌牛仔裤和丝质袜子。她跟着他进了试衣室，紧紧地贴到他身上，她感到并看到他还完全有能力去爱一个女人。

他们在最好的旅馆订了一间套房。“住几宿？”门卫问，弗兰齐斯卡看了一眼海因里希，大胆地说：“五宿。”

他只好笑了笑，摇摇头，提起那些装着他新、旧衣服的袋子，西装上衣他已经穿在了身上。

在套房里他们飞快地脱掉了所有衣服，互相打量着彼此的身子，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仍旧毫无拘束、一点也不羞愧。他们俩都发福了，两人都有了不少皱纹。她的胸脯不再像从前那么紧绷绷的，他的肚子也一样，但他的胸部仍旧和过去一样光滑而漂亮。他的左腿上有道大伤疤，除此之外他们彼此熟悉并喜欢对方的身体。他们直视着对方的脸，像当年一样他们都想要对方。

“来，”她边说边把他拽到了床上，这张床又宽又大，而且这回中间连缝都没有。“今天你不用跟新手费大劲。今天我要让你看看你当年都教会了我什么，这样你就能重新忆起做爱的程序以及其美妙。”

他们做爱，他们一起洗鸳鸯浴。他们让人把饭送到房间里来，他们喝精品葡萄酒，他们坐在靠窗的小桌旁，点上蜡烛聊天，互相讲述他们的一生。然后他们再次做爱，接着彼此绝对信任地并排入睡了，睡得很沉，连梦都没做。他们不开电视，也不看报纸。他们只关注自己，就像二十七年前一样，但与当年相比，这次一切进行得更安详、更成熟、更自信，他们极为幸福。晚上他们紧拥着出去散步，抽烟，找一家小酒吧再喝上一杯，慢慢地走回旅馆，然后再做爱。他们以同样的乐趣重复着当年的所有姿势，只不过动作慢了些，不再那么迫不及待，而是更加从容不迫。当他尽兴之后疲倦地躺在她身边时，他望着她。

“我没想到，我还能做这一切。”他说。弗兰齐斯卡抚摸着他的面庞，看到他那浅色眼睛中的眼泪她有些感动，她说：“出色的情人永远是出色的情人，哪怕他休息了一阵。”

“你帮我找回了自信。”他向她耳语道并吻她的肩。弗兰齐斯卡说：“要是你当年没有馈赠我自信，我今天也就没有什么可回赠你的了。”

最后一天他们在楼下旅馆餐厅里就餐，他们坐在一个角落里的桌旁。周围的人都显得很激动，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似的，但他们俩并不注意此事。为了告别，他们要了香槟酒，海因里希突然又想起一句他那些著名的俏皮话，他说：“我曾怕自己成了废物。但仅仅害怕最终并不能让人幸福，对吧?”当她随后看到，他在不远处发现一位打扮得有些招摇的金发女郎，正试图隔着几张桌子与她调情时，弗兰齐斯卡知道自己给了他新的生活：生活、女人、爱情。她很高兴。

第二天他们收拾好各自的东西。她在去火车站前先用出租车把他送回了家。

“请您等一下。”她又对出租车司机说，然后下了车。在公寓门前他们互相拥抱。“谢谢！”海因里希说，弗兰齐斯卡回复道：“谢什么？也谢谢你。我们现在两清了。”

“你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他问，她摇了摇头，“不，”她说，“除非你急需，因为你又在编写新的电话簿。”

他们俩都笑了并最后吻别。弗兰齐斯卡知道，这次确实是最后一次了。

然后她上了出租车，说：“去火车站！”她不再回头看海因里希，他站在公寓门前，手里拿着装西服的口袋，在向她招手，一位上了年纪、但正直而自信、而且仍旧很帅的男人。用弗兰齐斯卡的词来形容，他又神采奕奕了。

在火车站弗兰齐斯卡买了张报纸。当她在头等车厢读这份报纸时，她才知道，当她与海因里希在旅馆的床上幸福地沉浸在温柔乡的日子里，也就是1989年的11月6日至11日，柏林墙倒了。

他们一点儿没有觉察到。

要理解“不含敌意的坚决”，关键是“投射性认同”，也即我以前的文章屡屡提到的“自恋幻觉”的游戏。
概括起来，这个游戏是一个三部曲：我做了A，你要做B，否则会有C。这个C，是怨气，是威胁性的信息。
有时，这三部曲会简化成两部曲——我希望你做B，否则会有C。当一个人大权在握，而且又有极强的控制欲望时，这种两部曲会出现。但在大多数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中，更常见的是三部曲。
为什么我们会有那种矛盾呢？按照对方的要求做事就会难受，而拒绝对方又会内疚或担心对方不高兴。
因为，每个人都想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所以当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要求做事时就会感到难受。但是，因为对方发出了C的威胁性信息，我们也会接受到这一信息，尽管对方意识上未必发出，我们意识上也未必意识到这个信息，但我们的潜意识会捕捉到，而我们的身体会有反应。
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蛮核心的三部曲，这个三部曲在自己最在乎的亲密关系中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有多个朋友和来访者的三部曲是“可怜”，具体说来就是“我好可怜，你不关心我，我要疏远你（或我会让你后悔，或你不是好人，等等）”。
一开始，这个三部曲很容易奏效，尤其是女性。因为，当女性显得楚楚可怜时，男性会觉得对方很需要自己，所以很容易建立关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方会越来越不愿意继续可怜她，而她也会觉得男方越来越忽视自己，于是这个关系就越来越脆弱了。
从男方的角度看，他是渐渐发现，好像自己的行动被限制了，自己只能用一种方式对待她，假若换成其他方式，她就会不高兴。为了让她高兴，他愿意做很多努力，但他越来越觉得没有自由，最后他会感到很厌烦，一看到她的可怜样就会忍不住有怒火产生。
从女方的角度看，她对自己的逻辑很执着，这种执着不仅是思维上的，更主要是感受上的。她的确觉得，只有当被呵护被照顾被安慰的时候，她才能感受到男方是爱自己的，而换成其他方式，她似乎都没有什么感受。
结果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男性越是觉得厌烦，越是觉得想逃离，女性就越是担心失去这个关系，这时她就会对“我很可怜”的游戏更为执著。于是，她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我很可怜”的游戏推向极致，如生病，甚至发生一些灾难，好让对方可怜自己。但这时，男方常常已是厌烦到极点。这个关系随时就可能会断裂。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境地。作为男性，他会发现，如果他继续可怜她，自己会难受，如果不可怜她，她会不高兴，会生病甚至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灾难，尤其令他担心的是，她好像会离自己而去。
这样一来，他就很难不玩这个游戏，而一旦他决定不再配合，往往就是关系的结束之时。
不过，很多时候，“我很可怜”的女性未必给男性这个机会，她们会不断制造“我很可怜”的处境，而只要男性有几个处境忽视了她，她就会主动结束这个关系，而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三部曲，譬如有人的三部曲是“我很优秀，你不能指责我，否则我会离开你”，有人的三部曲是“我很性感，你要为我激动，否则你就不是真男人”，有人的三部曲是“我很强大，你得服从我，否则你会很惨”，等等。
我自己推测，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坡贡镇一个警察之所以将两名村民开枪打死，很可能是因为他深陷“我很强大，你得服从我，否则你会很惨”的自恋幻觉的游戏中。
如果你遇上贵州这样的警察，或遇上一个“我很可怜”的女子，你该怎么办呢？到底是应该尊重自己的难受而拒绝他们，还是为了维持这个关系，或保护自己的安全，而顺应他们呢？
听上去，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拒绝他们，要么顺应他们。并且，如果仔细地去体会的话，我们会发现，当拒绝时，会有愤怒产生，而顺应时，会有压抑感。
这种愤怒，这种压抑，其实都是敌意。
所以才会有科胡特的解决办法——“不含敌意的坚决”。这个术语，我自己的理解是，主要说的是拒绝别人的投射时，你很坚决，但同时，你又没有一点敌意。
敌意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对方投射的威胁性信息C刺中了自己，而不产生敌意，是因为这个C没有刺中自己，自己没有对它产生任何反应。
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例如，假若一个警察没有道理地用枪指着你的头，威吓你跪下来，你要么会有恐惧产生，要么会愤怒产生，要么这两者同时存在。总之，他的威胁性信息会激起你很大的情绪反应。设想，他的威胁是10分，那么你的情绪反应也常常是10分，不管是恐惧还是愤怒。恐惧意味着你彻底被投射了，而愤怒意味着你把他的投射彻底反弹了回去。
也就是说，他投射来的10分的敌意，也激发了你的10分的敌意。
但有没有可能，你没有敌意产生呢？
被人用枪指着头，这种挑战太激烈了一些。换一些简单的情景，设想你遇到一条哈巴狗，它在向你咆哮。咆哮，自然是一种敌意。那么，你可以不对这种敌意产生敌意吗？
很多人难以做到，我经常见到，有人对向自己叫的小狗产生强烈的愤怒，甚至会严重控制。但也有很多人可以做到，他们会对咆哮的小狗微微一笑，他们知道，这条小狗根本威胁不到自己，是它自己在瞎紧张而已。
那么，情景更进一步恶化呢？现在是一条猛犬在对你发出低沉的吼声，你会如何？
我一个好朋友，她尤其喜欢大型犬，每当见到大型犬时，她会喜不自胜地走上前，抚摸它们，抱它们，和它们说话。好几次她这样做时，我都会担心，但结果每次都证明，那些看起来不好惹的家伙都和她处得很好。但是，它们只是对她这么友善，如果我接近它们，它们还是会很警惕，甚至发出威胁性的声音。
她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她心中对它们没有一点敌意，结果她的善意驯服了它们，而我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心中对它们有敌意，所以也唤起了它们的敌意。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只要它们有一点敌意，我心中也有会敌意起来，而这会接着唤起它们更大的敌意……

记得一个小说中，写一个女子在男友的威胁下，去敲诈自己的前情人，那个情人有一个诗人朋友，他过来和她讲数。当时是在海边，这个女子在自己的愿望无法达成时，她退到悬崖边，威胁说，你不要走过来，如果你走近我，我就会跳下去。但这个诗人没有为她所动，而是微笑着走近她，轻松把她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类似的情境，在电影中常出现，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有朋友做到过。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没有认同对方投射来的敌意，最后化解了对方的敌意。
但通常，我们对这种威胁的反应要么是担心或顺从，要么就是不耐烦，甚至说，你想死是吗？那你去死啊，你为什么还不去死？！这两种做法，都意味着我们被对方的投射严重影响了。
怎样可以做到不被影响呢？怎样可以做到“不含敌意的坚决”呢？
去年11月在香港学催眠时，美国催眠大师斯蒂芬·吉利根教我们做一个小练习：一个人向你打出一拳，你可以当面去感受这一拳打来，你也可以转身站在对方的后边，从这个角度感受他。
两种感受截然不同，第一种情形下，你会感觉到紧张，而且会有恐惧或怒气升起，而第二种情形下，你的身体是放松的，而且会对这个人产生一种理解甚至悲悯。
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解释起来可以说，假若你以为，对方的敌意是针对你的，那么你也会有敌意产生，这很难避免，但假若你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感其所感想其所想，那么你很容易会理解他，那时就会产生不同的情感。
我一个朋友一次和朋友一起遇到枪匪。他们用枪指着她们的头，但明确告诉他们，他们只要钱。但她的朋友害怕极了，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而她赶紧抱住朋友，堵住她的嘴，安抚她，同时也安抚枪匪说，既然如此，你们把钱财拿去就是了。
她回忆说，不仅她的朋友很紧张，她也明显看到，那些枪匪的身体也在瑟瑟抖动，这种情形下一旦敌意或恐惧被严重唤起，枪匪们会做出什么事来就很难说了，所以她努力去安抚彼此，好让伤害降到最低。
换一个角度，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化解对方的敌意。
但有些时候，对方会极力坚持自己的做法，已经到达了似乎绝对不能沟通的地步，那该怎么办？
对此，德国家庭治疗大师海灵格的建议是，如果你必须要顺从，那么你可以告诉对方，我不是因为你的压力而顺从你，我是主动选择了顺从你。
海灵格针对的主要是亲子关系。有时，你的父母会过于偏执，他们非要你做什么，假若你不做，他们会让你付出代价，甚至他们会以死相逼，而且这种逼迫似乎是真的。同时，你的境界也不是那么高，你很难对这种敌意不产生敌意。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你可以转化这个游戏，你可以让父母知道，你不是认同了他们的投射才这样做，你是心甘情愿这样做，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科胡特说的是拒绝时你可以没有敌意，而海灵格说的是，假若你似乎不得不顺从，那你也可以没有敌意地去顺从。
他们两人说得都很好，不过，我所知道的最好的说法和处理的实例，是来自明朝哲学家王阳明。

王阳明有一句哲言“此心不动，随机而动”。对于这句话，我的理解是，我的心是空的，我此时此刻没有欲念，而你的心一动，我会知道，我会理解，而同时我会洞察到其中的一切虚妄，于是我可以对此作出行动。
从表面上看，王阳明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平定了宁王的反叛。宁王准备了10年之久，而且收买了朝廷中几乎所有重臣，同时当时的皇帝朱厚照也只想玩耍而不理朝政，所以当宁王反叛时，形势非常严峻，但王阳明硬是在一开始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形下最后只用了三十余天就击败并活捉了宁王。
不过，王阳明最严峻的考验却是在平叛后。当时，朝中头号权奸江彬有意为难王阳明，用种种方式为难他，其中一个考验是，江彬派爪牙张忠领一支京军去王阳明的属地江西南昌，百般找事，并每天都派人到王阳明家门口，一刻不停地辱骂王阳明，试图激怒王阳明。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王阳明是当时的第一号功臣，刚立下不世奇功，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和鼓励，反而被百般刁难，换做其他人，可能早就心灰意冷，被这种敌意给击中了。
但王阳明却没有认同这种敌意，而是化解了这种刁难。对于这支京军，他不仅不计较，反而善待他们，病了给药，死了给棺材，也从来不歧视他们，本地人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最后，王阳明化解了他们的敌意，这支京军拒绝继续受张忠的支使。他们心中对王阳明再也没有敌意。就像一条猛犬，主人支使它去咬人，但被攻击的对象却浑然没有一点敌意，结果这条猛犬也没了敌意，没有了敌意，攻击性行为也就无从发起了。
更具体来解释，这是一个双重的过程。首先，对于别人的自恋幻觉游戏，我不中招，无论我顺应其意志做了B，还是我拒绝其意志不做B，我都没有被其威胁性的信息C击中。
同时，我并没有玩自恋幻觉的游戏.我做了A，也希望你做B，但我没有威胁性的信息发出。
这双重的过程一旦发生，敌意就无法涌动，敌对行为就无法升起了。
我在一个论坛看到了对“不含敌意的坚决”的讨论，有些人会认为，这是神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很难做到。但在我看来，这是可以做到的，关键就是去觉察，同时也可以在一些事情中去练习。
别人向你投射敌意之所以会成功，根本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你心中埋藏着很多敌意。如果你心中彻底没有了敌意，那么敌意的投射就会彻底无效。
所以关键就是要化解自己心中已有的敌意。对于这一点，我的理解是，我们之所以会埋藏着很多敌意，关键不是人性恶，关键反而是，人性被压抑得太过于厉害了。
具体就是，我们将一些行为或情绪视为可以接受的，可以表达的，而将另一些行为或情绪视为不可以接受、不可以表达的。于是，我们心中就淤积了太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会藏在潜意识中。结果，一旦有些信息刺中了藏在潜意识中的这些东西，它们就会被激活，于是我们就会失控，而表现出自己无法控制的敌意来。所谓失控，就是潜意识暂时控制了自己。
心理学会说，每一个被严重压制的情绪都是一个情结，而每一个情结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盲点。这个盲点一被触动，我们就会失控。但假若这些盲点得到了觉察，也就自然化解了，那时别人再去触碰这个地方，就不会激发自己严重的情绪。久而久之，最终就会达到王阳明所说的“此心不动”。
王阳明之所以能做到“此心不动，随机而动”，我想关键是，他最终发现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严重的分裂.因为他发现，天理即人欲，人欲即天理，如果人欲可以不受压制地自然流动，人心就会自然抵达天理的境地，人欲与天理，这两个看起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词语，其实是一回事。

一个近百岁的心理学家过生日时，他的学生们问他，你做了这么努力，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情结了。他回答说，哦，不是，只是我对自己的情结有了更好地了解，所以不再轻易被它们所左右了。

这也是我自己的心得，无论是在我自己的成长路上，还是在心理治疗中，我都会发现，一旦我们觉察到一个重要的心结，我们就会变得坦然了很多，宽容了很多，别人再在这个地方玩投射，就很难激起自己的敌意了，而自己在建立人际关系时，也就没有什么敌意了。

不含敌意的坚决，这真的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文：武志红）

如果问：中国人会思维吗？这个提问本身看上去似乎就是挑衅性和污辱性的。敢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思维，本身就是对民族的极大污辱。谁敢说咱中国人不会思维？咱们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种麽？而且，你说中国人不会思维，你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你不也照样不会思维麽？还配写什麽文章！你这不是自打耳光麽？

然而无奈的事实是，咱们似乎就是一个不怎麽聪明的民族。老芦下海之初，写了篇《论闭著眼睛嚷》（此文至今还在被人换了作者名字反复转贴，甚至把题目改成了《精神手淫》，似乎是指导读者如何“意淫”的）。在其中我说∶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嫌不够，如今，又正是这浅薄的民族虚荣心亦即廉价爱国主义席卷风靡了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人民刚刚脱出饥寒之后又开始仇外鼓噪，号召内战！”

就是最狂热的爱国志士，恐怕也不能否认以下事实∶第一，无论是 “大跃进”还是“文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蠢事。第二，这两件无比壮观的蠢事都得到全民族的狂热拥护与全身心参与。第三，在干了这两件蠢事后，竟没有几个人痛感我们是何等的蠢笨愚昧，纳闷当初是什麽糊涂油蒙了我们的心，去认真找一下我们脑子里的毛病，让我们今后变得聪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错误，甚至越活越聪明，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库扔到咱们脑袋上来，以成全咱们“宁为玉碎”的骨气，更从此一劳永逸地治好咱们的蠢病。这当然也有道理──不管是什麽顽症，“人死病断根”的话总是不会错的。

所以，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无论如何爱国，恐怕也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咱们确乎是不那麽聪明。至少，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聪明事来。而所谓不聪明，其实是说咱们不会逻辑思维，情绪过剩，理智不足。用这八个字来考量从义和团到今天的爱国壮士，那的确是度身定做的。该用脑袋的时候，我们用上了热血。就是这满腔沸腾的热血驱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干出了一桩又一桩事与愿违的蠢事，在使国家民族蒙受深重 灾难的同时，还使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烂下去。

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人的错，从咱们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除了墨子有点萌芽观念，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维。从《老子》开始直到鬼子们打进来，祖宗们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象教科书那样编写得有条有理的学术书籍。《老子》、《庄子》和《四书》，其编写之混乱重复令人咋舌。直到鬼子进村了，咱们这才知道天下原来还有“逻辑思维”这玩意儿。连“逻辑”二字都得音译，“以字造词”都造不出来，可见国学中不但没有等价物，连个稍微沾得上边的东西都没有。当初严复译这个词，把它译成莫名其妙的“名学”，可见其捉襟见肘。

进口来的东西当然难养驯，何况咱们还没有日本人的学习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们这些肖子孙还是没有多少长进。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式的推理小说。而你若问一般人（哪怕是大学教授也罢）什麽是逻辑思维，恐怕他只会说∶“那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韩非子没给咱们留下“卖矛又卖盾”的寓言，恐怕咱们连这点认识都没有。

一、概念不清

弄清脑子里的各种概念，而咱们的拿手好戏，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梦中仙女一般模糊，这就是咱们思维的第一个毛病。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人”、“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国学和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 ‘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麽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麽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此非骂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麽是“国家”、什麽是“民族”、什麽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想什麽是“民主”和“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文理优劣”，直到某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见问题之严重。

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腑”、“阴”、“阳”、“寒”、“热”、“虚”、“实”、 “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三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某网友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务必不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作品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明他不行。

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麽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再好，马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二、不证而论

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麽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在？”

三、乱用类比推理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实就跟墙角长的青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 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

这种病态联想，使我们象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者来治国。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

四、以“经典”作为论据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爱的林副统帅真是吃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一句顶一万句”的格言治国。该同志虽然不幸魂断大漠，却忘了把这种“三八作风”随身带走。只要看看网上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文章，不是引古圣人，便是引洋权威，这其中理由何在却忘了说。

五、以偏概全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此话当然适用于敬爱的林副统帅和“星宿派”（注∶见金庸《天龙八部》），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话不知根据什麽归纳而来。要让它成立，首先得定义何谓“祯祥”而何谓“妖孽”，在老芦理解，后者似乎是指那些气功大师们。然而此辈在汉武和明嘉靖之时极多，也没见人家亡国。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麒麟，据说那是祯祥的象征，他老人家原该高兴才是，却吓得从此绝笔，不久便死了，也不知是什麽原因。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我在《四书》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归纳，适用于大多数情况。错是错在那个“凡”字上，把话说死了，说得没有例外了。老芦天天开车去上班，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这种事我哪怕在梦游状态中也不会“废”，并不需要预先计划安排一番。相反，一场科研实验，无论事先计划的何等周密，却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惨败。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后来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破旧立新”上便大错特错了，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事、大事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矢）百篇”。在宏观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麽“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试问国民经济中什麽是纲，什麽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王”，必须优先发展？

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它们当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然而两千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传统）加上“后天失调”（现代教育），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思维的民族。
咱们的教育，实质上和当年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应试教育没有什麽不同。无论学哪一科，都是教你一套繁复的规矩，让你把这套东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当长拳似的，而一个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来足挡，刀来棍迎，按师傅教会的套路“打出少林寺山门”。西方的教育是教你“万人敌”的本事，强调的是教会学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们却是教学生一套好拳脚，去应付考官想得出来的一切招数。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连数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会逻辑思维。许多人学会的是本行里那套严谨的规矩，却不会融汇贯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把它应用到别的领域中去，一进了社会人文领域便如同白痴，偏偏还要 “挟理自重”，以为方程式便是洛书河图一般的东西。小芦在初中时即已攻读了苏联出的逻辑学教科书，而且是学校的平面几何状元，然而并未真正掌握逻辑思维的要旨。所以后来给“辩证法”风魔得迷迷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为什麽一个数乘上零被“否定”了，再乘上一个零还是零，并不会“螺旋式地上升”，向原来那个数回归。后来又短暂地狂热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如何谈“复辟”。

甚至在启蒙后，刚听到“基本路线”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时也并不觉得滑稽，没想起这“五十年内外”其实是个包括“一百年内外”的“开区间”。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麽都懂，什麽都会，什麽都敢信，什麽都敢说”的愚昧、幼稚、狂热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谬的名堂，一出笼便能风靡亿万人民，人人如痴如醉，个个似癫似狂。“大跃进”、“文革”不必说，什麽“鸡血疗法”、“针灸治聋哑”、“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磁疗”、“红茶菌”、“气功热”、“风水热”、“易经热”……实在是琳琅满目，蠢不胜收！至今我一闭眼，就想起当年某好友清晨起来愣灌下几升白开水，而未来的芦娘子在竹林中如中风魔，每日数千次地来回猛甩纤纤玉手。当然，比起后来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树亲嘴“吸树精”、躺在地下 “接地气”、参加张大师香玉的语言短训班学习“宇宙语”、“宇宙歌”的疯子们来，这实在也算不得什麽。

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的应试教育，采取西方那种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方法。为此首先必须将逻辑学开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虽然西方现在已经停止教授逻辑，然而那是因为逻辑思维已经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不必再多此一举。但在中国这却是非补不可的一课。此外更要停止将学生造成解题机，以彻底摧毁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的野蛮作法。其实在这方面，早有合理的教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要引进西方那种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讨论，由集体或个人搜集资料，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研究，完成课题的教育方式。说到底，治疗愚蠢的良药是合理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国家应作最大投资的项目，是咱们学习西方的重点。

文/芦笛

忘了在哪张报纸上提到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和有地下通道的马路相比，有过街天桥的马路的地方强行穿越机动车道的行人多出数倍。

这是一个心理现象，尽管地下通道和过街天桥的长度基本相等，所作的功也大体相同，但在普通人看来，“先下后上”可要比“先上后下”省力气，他们从来只看第一步。事实上穿越机动车道的潜在风险和翻阅栏杆所耗费的卡路里远比过街天桥要大——但是他们不在乎。

用热力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反熵的现象。这个现象归纳起来也是一句话：“人民群众其实是不怕麻烦的。”

众所周知，高碑店是北京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扼守北京和通县之间的交通要道，易守难攻。我每天的行程是骑自行车从高碑店到四惠东地铁站，然后在站口等候班车的到来，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四惠东地铁站的结构不算复杂，你从底层的地铁下车以后，拾级而上，就会看到一南一北两个出口。大部分人都选择靠近京通快速的土桥出口——当然这只是一个方向标示，并不代表这个出口出去就是土桥，就好像另外一个出口挂的牌子是苹果园出口，苹果园却在一号线的另外一端。

走出土桥方向出口以后，正对着的就是京通快速辅路以及一个过街天桥。但是在出口和天桥之间被一条极长的东西向铁栅栏挡住了。行人必须从两侧的楼梯下去，然后再走大约三十到四十米的路程绕过铁栅栏，再走回来到辅路旁的人行道。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把铁栅栏修的那么长。很多人都是搭乘地铁到四惠东，出了站以后不得不从铁栅栏的两侧不辞辛苦地绕出来，然后再走回到地铁出口正对着的京通辅路旁边，等候班车或者公共汽车。他们与辅路人行道只有一栏之隔，却徒叹奈何。

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过街天桥为什么不修一条通道直达地铁二层，天桥北端和地铁二层大厅之间间距连五米都不到，而且没有任何其他妨碍修建的东西。但事实上它就是没有。有多少次，我都看到群众爬上天桥，来到天桥北端尽头，冲着咫尺之外的地铁大厅怅然若失，然后低着头走下天桥，绕过铁栅栏，再上楼梯。即使是宗泽再生也搬来四惠东住，恐怕也要悲愤地大呼三声“过桥”，然后愤死吧。

这一切痛苦的根源就在于那一条横亘在方便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铁栅栏。它是四惠东的巴士底狱！是高碑店的古拉格群岛！是盘踞在京通快速上的冬宫！是朝阳区的柏林墙！

人民群众愤怒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铁栅栏总是被人无情地突破，而且突破的位置总是在最方便行走的位置。没人知道究竟是谁折断了铁栅，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我一直很难想象这得需要多么大的耐心与勇气。铁栅栏用的是空心铁杆，虽然很脆弱，但毕竟是铁制。而那些无名英雄总是在不为人知的时候巧妙地把它们弄断，在栅栏之间造成一个宽阔的缺口。

有了这个缺口，从地铁出来的行人们可以很轻松地一步跨越樊篱，来到辅路人行道等车，或者上天桥。于是每天早上，笑容重新回到每个人的脸上，阳光灿烂，缺口的过往行人传流不息。

这是一种多么惊人的力量。

可是，“反动势力”不甘心看着自己灭亡，他们总是逆潮流而动。缺口刚出现的时候，他们会派技工来，专门挑选阳光明媚的早晨，在大家怒目之下公然开始焊接，用新的栅栏封锁通道。

钢铁可以被烧融，人心却不会。

每次他们焊接完不出三天，就会有新的铁杆被折断，还是没人知道是谁干的，只知道这些英雄持之以恒，固拗地与“反动势力”作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当“反动势力”发现这种重新焊接的办法成本太高，见效太少以后，他们想出了新的办法。

那天早上，我记得是一个寒冷的冬季清晨。我踱着步子走到四惠东地铁站前，惊讶地发现他们把一个铁栏门横倒过来，紧贴着铁栅栏，刚好把通道堵死。

铁门很重，不纠集四、五个人是不可能抬走的。而铁门上的横栏杆和铁栅栏的竖杆恰好构成一个坚固的经纬网，抗击强度增强了数倍。

我很惆怅，意识到“敌人”的反扑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有人、有资源，而那些无名英雄有的只是双手。

可是我错了。魔高一尺，道总会高出一丈。

在一个星期以后，我看到这个铁门倒在了地上，人们踏着铁门的尸体从重新开放的通道走来走去。因为踩踏的人太多，水滴石穿，一个多月以后，这个铁门就已经成了残花败柳，用之不得。反动势力只好又派人来，把它灰溜溜地抬走。

“反动势力”又出了一个新招数，他们公然违反了日内瓦条约，使用生化武器来阻挠人民。

三个大垃圾桶搁到了通道旁边，里面装满了腐烂的垃圾和黑色的垃圾袋，周围还散落着零星的饭盒与食物残渣，散发着奇怪的酸腐气味。通道则简单地用一条木杆和破旧纱窗挡住。

他们的用意很简单，我不拦着你了，我要你知难而退，自己不走！

这一招何其毒也。

可是他们错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人民群众是不怕麻烦的，他们永远坚韧。

于是每天早上，穿越通道的人仍旧穿流不息。唯一与以前不同的是，大家每次走过的时候，都象征性地用手帕、报纸、笔记本电脑或者煎饼果子掩住鼻子，皱起眉头，以表达对这种挑衅的不屑一顾。

现在的铁栅栏百孔千疮，到处都是修补的痕迹，就如同垃圾桶一样散发着逆潮流而动的腐烂气息。

在铁栅栏和人行道之间其实还有一个花坛，里面种满了花草。通道走的人多了，花坛的这一侧出现了数条花圃间的小路。每一条小路都代表了曾经有一个通道的存在，以及通道背后的那一群无名英雄。

好吧，其实我想说的是：他们宁愿跟行人死斗了两年多的时间，耗费大量资源在柏林墙的修补上，却不肯只花上两个工人一天的工时，在铁栅栏上作一个正式的出口，一劳永逸。

所以结论是，有关部门其实也是不怕麻烦的。

文/马伯庸

这忽然间在你隔壁的，就坐在你身旁的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就拿起了刀砍向了你的头，然后他们会怎么砍法呢？他们会把一个家庭的父母都砍死，而砍死的这些凶手里面包括一些女人。这个其中有一位胡图族当年的凶手，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后来回忆她怎么样杀死一个邻居的小女孩。她说既然她父母都死光了，我就只好把这个小女孩也解决了，要不然留下她，她不是更痛苦吗，我也是为了她好。但是她还记得那个小女孩被她的刀子砍下去劈她的头之前，那个惊讶的哀求的眼神。

在这场屠杀里面还有大量的轮暴事件，这些轮暴事件有时候是这样的，是一群凶手逼着一个家庭，要这个12岁的小孩当着全家人的面去强奸他自己的妈妈。然后跟着把刀交给这个小孩，叫他把他全家人都杀光，只剩下他这个妈妈，然后他妈妈再在这个小孩面前被这些凶手一个一个去轮暴。

为什么我们人类可以犯下这样的错误，当我们大部分人在面对这样的图景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至少我们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这场屠杀的教训就是原来非常平静，种族关系不算特别紧张，就你的好朋友，你的好兄弟，你的好邻居，居然可以一夜间就变成这样一个残酷残暴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这几年来相当受重视，非常重要的着作《路西法效应》，副标题叫做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这本书的作者叫做菲利浦·津巴多。这位作者现在是全世界心理学界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心理学家，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有名，是因为他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做过一个实验，那个实验后来几乎没有人敢原样的重复再做的实验，就是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他去找了一帮志愿者都是一些学生，过来愿意做一个研究对象。这个实验基本上就是在学校的校园里面把一个教学楼改装成一个监狱，布置成一个监狱环境，然后这些来受实验的学生经历一个非常逼真的逮捕过程，还真的是有地方警察帮忙的一个逮捕过程，把这些志愿的这些学生抓进来。抓进来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些被抓进来的学生就成了囚犯，而另一些学生是随机的被选择当这个狱警，然后就关两个礼拜。

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看在这两个礼拜之内，这些原来都是普通年轻有为的大学生、研究生的这些好孩子们这些年轻人们，当他们有些人扮演囚犯，有些人扮演狱警之后，双方的互动会怎么样，这个环境跟这个制度又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结果这个实验的结果非常骇人，乃至于这个实验根本还做不到一个礼拜，就要被迫终止。

后来成为全世界一个着名的新闻话题，无数的新闻媒体、电视剧、电影都曾经重复的演绎这个故事，而当年那个实验对他的所有的参与者，包括这位津巴多教授，对他们都造成了很重要的影响，固然使他们出名，可是也使他们一辈子背负一个良心上的罪责。

这个实验到底是怎么回事？里面到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答案就在这本书。这本书是这个实验结束了三十多年之后，这个教授才重新整理，根据当时的笔记写出来，而在这三十多年之间，他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可以回答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为什么卢旺达大屠杀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研究，他其实要指出的一个主题非常简单，这个主题就是人为什么会变坏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我们说他杀人，比如说前一阵子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去校园里面屠杀一些无辜的小孩。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些坏蛋、这些坏分子他残暴不仁，他太没有人性了，仿佛我们把罪恶当成某种人的特质，我们把残忍当成某种人的性格。

这时候呢，对我们来讲好像舒服一点，我们平常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治安的方法就是把少数坏分子隔离开去，知道有谁会犯罪，我们就先抓他。这以前讲犯罪学很讲究这点，就看什么人像是犯罪分子。可是呢也有一些学者从完全不同的路径来探讨这个课题，这就是社会心理学。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讲法，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会变得很变态并不是这个人的性格特质的问题。相反的一个非常善良的平常非常温厚的人也可以是个凶手。在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些故事我们早就听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是一些情景，是某种的情景，某种的环境，某种的背景使得一个人为恶，使得一个人忽然堕落，堕落成为撒旦，所以这本书叫做《路西法效应》。路西法Lucifer，撒旦的另一个名字嘛。

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觉得这本书很震撼的地方，就是这个研究是很有名的，很多人听过。但是我第一次这么仔细的知道这整个研究的过程。原来在1971年他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你就会一步一步的看到这些学生，这些原来很纯真的学生，怎么样忽然之间有人适应了囚犯，有人变成了魔鬼般的狱警。

请记住这个年代，正好是美国六十年代火红年代之后没多久。这些学生全部都经过嬉皮士运动的洗礼，喜欢爱，喜欢做爱，反对战争，喜欢大麻，喜欢旅行，爱好和平，对所有的权威对所有的建制都抱着一种天然的反动跟不满。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几天之内就会变成那么顺从某种体制，比方说这个监狱的体制，那么顺从的扮演这个体制安排给他们的角色呢，答案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接着说。

二

我们今天继续接着说1970年代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的监狱实验，在那场实验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在实验开始的第一天，几乎所有人就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了。那么这个角色的安排是怎么样，我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这本《路西法效应》，作者菲利浦·津巴多。

他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首先所有的囚犯进到进到监狱之后，都要赤裸身体接受检查，然后换上一个囚犯的制服。跟着他们要开始报数，就每人安排一个号码，比如说1609啊，这样给他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这就表示从现在这一刻始你不再是你原来那个人了，你只是一个囚犯，你被赋予了一个新名字，而这个名字就表示，你被剥夺了你原来的背景跟人性，进入了这个体制之内。

然后，这个几天的实验里面，他们反复的要求这些假装是囚犯的学生，不断的要报数说自己是几号几号，就是要加强他的印象，让他知道你已经不是学生了，你甚至不是在做实验，你是一个真正的囚犯，你所拥有的不是一个有姓有名的东西，而是一个号码。

另一方面，当狱警的那一帮，当狱卒的那帮学生又怎么样，其实他们很多一开始都特别厌恶做狱警，为什么？我昨天不是说了嘛，他们是很反叛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当囚犯要过瘾过了，而且他们觉得好端端的我跑来斯坦福大学念书，将来当狱警那多没出息呀。

可是当他们穿上狱警的制服，当他们戴上让别人看不到他眼神的太阳眼镜之后，他慢慢开始感觉到某种权威感来了，这个制服就开始使他改变。然后在一天之内，这个互动就已经出现微妙的变化，就是刚刚这些刚刚进来嬉戏闹闹的囚犯学生，饰演囚犯的学生们有时候会搞点小反叛，而这些狱警很迅速的就开始忘记了这只是个实验。

他觉得你这么不听我的话，其实是对我的这个身份对这个体制的不尊重，你在挑战我的权威，要好好镇压他们。到了第二天，这些饰演囚犯的学生就已经开始想策划叛乱，然后又被更残酷的镇压跟羞辱。这就让我马上想起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见到一些有微小权力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城管，他为什么有时候会变得那么凶暴，这并不表示他平时不是一个好爸爸，不是一个好亲戚好邻居，他可能也是。

但是只是在穿上制服在某个情景之中，他觉得任何一点对他的稍微的言语的冒犯，对他的说法不同意的东西，他都会火冒三丈，他就会觉得你这是在挑战我跟我背后体制的权威。他把他自己这个“我”投射的太大，他也把这个体制延伸的太长到自己的身子上了。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最怪异的是连外面来的人都居然能够慢慢适应这个监狱的情景，比方说这里面他们来安排一个，装模装样做样的安排了一个上诉委员会。就是说这些囚犯如果对我们这个监狱有什么安排不当的地方感到不满的话，你可以提出申诉。然后在这个上诉委员会里面有一个囚犯，被其他的囚犯推举为代表，他居然在当时的日记里面记录什么，他说他很高兴，很骄傲，居然被我的同伴推举我为犯人代表。他似乎开始很认真的觉得自己真是个犯人，而且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能够得到狱友们支持的犯人。

后来还有一天安排了家长、亲友会见日，那儿这就已经到了礼拜二的事，就是第三天，就有些父母可以被安排进来探望自己的子女。在这个探望过程里面太有意思了，你们知道美国人亲子一见面就有自然的拥抱，但在这个环境底下有一些父母居然看看守在旁边的那些狱卒说，我可以跟我的孩子握手吗？居然去跟孩子握手。

然后双方非常不自然的说话，而且在说话的过程里面，每次说到监狱对他们待遇并不太好的时候，这些狱警就在旁边“嗯”，走来走去，中断他们说话。而有趣的是连外头进来这些家长父母也都居然不敢吭声，不敢反对，似乎很多人都很快的进入了这一个场景里面。

只有少数几个犯人，比如说5486，他是拒绝投入的，他拒绝假装这是真正的监狱，他每次在说话的时候，他都强调这是个实验室，但是后来很快的，因为狱警的加强压迫，他也很快投入反叛行动。当他投入反叛行动的时候，他就跟他其他的一些想要造反的狱友们就一起被残酷的镇压，他就开始逐渐的相信自己果然是个囚犯。

例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叫416的犯人，他用绝食来抗议对他越来越残暴的那些家伙，那些家伙呢就用百般的性羞辱的方法来对待他。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这位教授他就说到后来美国在伊拉克那些恐怖的监狱里面虐待囚犯是怎么回事，完全在这个实验里面就能够找到端倪。你很自然的会想性羞辱那些人，要他们脱裤子，要他们假装互相鸡奸。

然后这些在这个实验过程里面，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们这位狱长，装作典狱长的这个教授，这个教授是有名的左翼教授，反战，搞越战大游行，学生们都很爱他，和蔼可亲，直到今天还老在抗议美军的种种暴行。但是当时他假装典狱长的时候，他完全无视这整个局面的变化，他不晓得这三四天里面已经发生一些超出控制的事情。

他非常投入他开始恨这里面某些的囚犯，觉得他们太不合作，太不听话，他开始注意有些狱警表现的相当好，非常凶悍，虽然好像有点太凶了，太过分了，但是他就想法设法的不让那些想离开这个实验的学生离开这座假装的监狱。然后这里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最后当整个实验中断之后，这里面其中一个饰演狱卒的学生叫博登，他的日记说，当菲利浦向我透露实验将有结束时我高兴级了，但也震惊的发现，其他狱卒非常失望，不只因为我们原来要得到的实验研究的薪水减少，而且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他们似乎很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呢，另外一个作风强硬的狱卒阿内特，他说两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第一个是对犯人沉浸在角色中的观察，留下来的犯人说，如果他们可以被释放的话，他们就愿意放弃他们的酬劳，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想是，犯人在后来的会议里面，就是大家已经结束了这个实验，互相交流的时候，这些犯人仍然很痛恨不可相信这些狱卒。

因为他觉得他们真是坏蛋，但是问题是他们就说我们其实不是坏蛋，我们只是很普通的学生，甚至这些学生里面有一些平常非常可爱，人缘非常好的学生，这时候也变化很凶悍。

三

我们一般人在看到一些惨案发生的时候，在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残酷的屠杀事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变成那样的坏蛋和凶手，我们通常很自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能力，很自信自己的坚强意志。可是千万不要太过自信，有没有想过像纳粹屠杀，像南京大屠杀，像卢旺达大屠杀。如果把你丢在那些谋杀者的屠杀者的角色里面，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可能顺从，你会不会可能也投入其中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路西法效应》，它的作者菲利浦·津巴多，正是想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使得我们变坏的是一些情景的效果，这些情景有时候是来自于像我们昨天讲的制服、监狱的环境、某种规则、某种秩序。

还有它是种群众压力，什么是群众压力？比如说像卢旺达大屠杀的例子里面，当你发现其他人都在这么干的时候，而你不动，你不干，你会担心自己会被人认为，我其实是同情这些图西族人的，我是不是和个胡图族人的胡奸呢？所以你觉得我也被迫要去杀人。

而当你开始杀人之后，你就会觉得既然我已经杀了，那我只好继续杀下去，我甚至杀人有时候是为了帮助那些受害者解脱，反正他们迟早要死，不如我爽快的让他们死。我是对他们好，你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解释。

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例子，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念一些这里面一些片断。这本书里面《路西法效应》特别强调纳粹当年的环境，纳粹当年有一种人叫做纳粹医生，我们知道，纳粹医生事实上很多人觉得很奇怪的一种人，这些人平常就是很好的医生，他的主要的工作，职业伦理要求就是救急扶伤要救人命，但是当他被派到集中营里面的时候，他要执行的任务却是释放毒气或毒针，让那些囚犯一个一个痛苦的死去。

他们进去的时候，一开始根据现在的调查研究，就说他们通常会觉得很困惑，这里的人怎么能够做的出这种事情呢？他们怎么可以受这样的痛苦呢？后来慢慢他会得出一个对自己来讲很合理的答案。这些囚犯现在住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在粪堆里面苟延残喘，我还不如给他一团毒气让他到天堂去，让他变得更好。慢慢的，这整个屠杀就变成不是屠杀了，而是一个有道完成的任务跟工作。

你怎么样把这个其实很邪恶的东西执行好，就变成你最关心的问题，这就像思想家海纳·阿伦特讲的平庸的邪恶，就在这里，你开始失去自主的判断能力，你开始在做一起其实平常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因为你觉得我只是在执行任务，就等如有人让我去告密，我的伙伴里面有谁有什么反动思想。

等于有人叫我去杀害敌方的某些某些人，我会把它说成我只是在一个组织里面，我这时候我被迫牺牲掉我平常某些信念，但是其实我是为了大局，是组织要求的，这责任并不在我身上。然后这里面就提到，公开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产生认知失调，行为跟信念之间不一致，以及行动不是随着恰当态度而产生，都是认知失调出现的条件。

由于这些和个人信念不符的行动是这些人承诺要做的，于是狱卒们或者当年的纳粹医生便觉得需要赋予它意义，必须找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作出违背他们真正信念和道德主张的事，简单的讲也许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在这个欺骗过程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当年那些纳粹的医生时时刻刻摆荡在谋杀的残酷以及短暂的人事之间，然而这道鸿沟，无法弥平。

事实上，持续分裂就是使他们继续从事夺命任务的因素，分裂是维持总体心理平衡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分裂他难以弥合，所以他更需要去努力的让自己达到平衡，慢慢的你这个人，一个原来有自由意志的人，就逐渐被整合进了巨大、野蛮，而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一个集体产物。

那么后来受到这个研究的启发，又有别的心理学家做过其他的实验，效果也很惊人，也非常着名。比如说非常有名的米尔格伦实验，这是另一个社会学理学家做的实验。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找一帮学生，叫他们扮演老师，然后就骗他们说你们另外一帮受实验的学生呢，就扮演学生关在对面的房间里面。那儿你看不到他们的样子，只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里面那些扮演学生的那些受试者，跟你这个扮演老师的受试者之间有条电线，你这有个按纽，你一按那儿，他那边就会被电击，就会触电。那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就是你很简单问他一些问题，隔着这个扩音器问里面的学生问题，他答错了，你放电，他再错，这个电就更大一点。随着他错误的增加，这个电就不断的增强，达到450伏特的时候，他就会致命。

找来几十个学生，做这个实验，其实所有的学生都在扮演外头按纽的那个老师，里头的那些学生都不会真的被触电，里头的学生是米格尔伦教授安排的一些演员，是假装触电在里面尖叫的。但是这些学生受试者，这些扮演老师的人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以为里面真有一个自己的同学在里面做实验，假装是个学生，然后我按纽他会触电。

然后实验开始，一开始里面叫一下“哎呀，好痛”、“哎呀，好痒”，没什么继续问答。问答下来随着答错的情况增加之后，这个电流不断加强，终于到了里面那些人受不了了，开始喊叫“我受不了了，赶快结束放我出去”，到了这些时候，这些装老师的这些受试者怎么办呢？他会望一望实验室主管怎么办，这实验室主管非常冷酷的说，不用管那么多，没事的，继续。

然后他继续，他通过扩音器对里面的被电到的学生说，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忍一忍很快就好，但是不行，那个惨叫声越来越犀利，直到最后他们甚至开始觉得我只要把电压调到450伏特让他一死了之，就结束这痛苦就完了。

最后这个实验里面有2/3的受试者在短短一小时之内，都把电压调整到了足以让人致命的450伏特。当实验结束之后，他才知道里面没有这么一个同学，还好没有死人，但是在那一小时之内，这些原来善良的大学生，都准备好了要做杀人的准备。

四

也许大家看过一部电影，最近几年也很受欢迎叫做Die Welle浪潮（刚搜了下，暴风影音上有在线的），讲的是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美国中学的历史老师，他做了一个实验，跟学生们做，他怕学生不懂，为什么当年德国人会那么变态，支持纳粹党去屠杀犹太人。

于是他就要求这个同学里面，这个班级里面开始组织一些的仪式、口号、手势，特别招呼方法，把人群分成内跟外，他跟我，我者跟他者，这时候慢慢慢慢，这个仇恨就在校园里面弥漫出来，慢慢一个非常独裁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出来。这些原来很天真可爱的中学生就出现了一群非常残暴的，有狂热信念的一群人，然后这时候，这个老师宣布我们教学结束了，大家现在知道了吧，纳粹是怎么来的，纳粹就是这么来的。

从这个实验我们又可以说到一点，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的这个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监狱也许不一定需要是个真实的监狱，我们也许就已经活在一个监狱里面，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这本《路西法效应》，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也许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预警，它在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应该放纵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要尊重某种的权威与秩序，我们整个社会多多少少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实验室。

那这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自己都猜测不到的怪事，比如说这里面讲到，当年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试验，就是另外一对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比布·拉塔内，还有约翰·达利他们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跟纽约大学当教授，他们做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是研究什么？就他们发现那时候纽约特别多的这种事情，就一个女孩当街被强奸犯追着来强暴，在40多个人的围观底下，这个强奸犯就把她拉上楼梯给干了，也有一些人是在上百号人的目睹的情况下，在街上被人砍的满身是血，边跑边叫，叫救命，就没有人去管他，这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这个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越是多人目睹罪案的发生，这些人就越不会介入跟帮助。换句话说，如果当时只有三个人在场，这三个人说不定就会上去摁住凶徒，但是人一多的时候，大家反而不敢动，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不需要做什么，其他人会做，如果其他人都不做，那表示我更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人是一种服从的动物，我们人是一种群体的动物，我们总是对其他人有期盼，我们也总是希望满足其他人的期盼，于是这时候我们丧失自己的一个良知判断的能力。

于是津巴多教授在这里面提出，我们人要怎么样改善跟强化自己的良知跟自主能力呢？必须注意我们一般处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二元性，就是抽离跟沉静的对立，犬儒式的怀疑跟投入式的参与之间的对立，那么这个对立我们该怎么来理解他的一个典型人物呢。这个人物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这里边讲斯坦福实验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就是后来我们这位作者津巴多教授的太太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

那这个克里斯蒂娜她当年也是一个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她在这个实验进行到礼拜四的那天晚上来看她的这个男朋友，也就是主持实验的津巴多教授，说你们这个实验搞的怎么样，然后她就说了，她说她进去这个实验室，假装的监狱，她首先惊讶就这个地方搞的还真像监狱，然后她在其中的一个休息室里面跟其中一个等待要值班的这个学生，也就是等待要去值班假装是狱卒的学生谈话，说这个学生又亲切又有礼貌，怎么看都是大家公认的超级好人。

后来她忽然发现，透过这个监视机的镜头发现，刚才跟她聊天这个好孩子，居然就是这个录像机的镜头，监狱实验里面最恶名昭彰的一个狱卒，然后她就发现这个人才不过几分钟，就从头到脚换了个人，不但走路的姿态不同，讲话也完全不同，带着南方腔调，他正在大喊、叫骂犯人，命令他们报数，所有不在他规矩里行事的，都被视为对他的无礼和挑拨，后来这个克里斯蒂娜看着就哭了，她受不了，她大声谴责她这个男朋友，主持这个实验的教授津巴多，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这已经完全失控，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

这时候津巴多教授被她一骂，才恍然大悟，一下就吓醒了，他发现对整个事情已经失控了，我已经太沉浸在这个典狱长的角色里面，我本来应该做一个客观的研究人员，没想到我也开始享受这个过程了。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值得研究了，这位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她就在想，为什么当时她的反映跟所有参与研究人都不同？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是礼拜四才进入这个研究状况，所以她是一个外来者，作为一个外来者，一个局外人，她看这个局内的状况，当然会看的比较清楚，她的整个人也没有那么投入，所以人的某种相对抽离是重要的。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津巴多教授后来研究，他不具有一种所谓英雄行为的人格，真正的英雄行为是指人应该对于邪恶情境具有抵抗力，这个抵抗力来自哪里，除了刚才说了一个局外人的心态，跟你平常能不能够常常的保持警觉的意识自己的环境，常常去抽离出这些局势之外，还要注意一个特点，就是这种人往往都是一个平凡人，这里面最后就提到大部分成为恶性加害者的人，和可以做出这种英雄之举的人，直接相比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只是平凡人。

就像《辛德拉的名单》里面的那个有名的德国的良心商人，或者卢旺达大屠杀，当时帮助狱卒的这些好心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平常不见得特别了不起，不见得特别伟大，他只是一些平常人，相对于平庸的邪恶，也有一种善良的平庸。他们的特点在于他们做了正确的事，却丝毫不以英雄自居，认为自己只是表现了何为正派，何以言行的共同感受，而这种人其实还是很多的，只是对于他的情境具有一种敏感，他不会那么容易被他的情境屈服，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有一天自己变成一个凶手，就要做的事是让我们随时对自己的情境身边的环境，秩序所身处的社会或者机构保持一个警觉。

一

我出生在山西，从初中起，我的记忆里就没怎么见过蓝天，我们家的水要烧开沏很浓的茶才能喝，不然就是苦的。我们家的远房亲戚，每隔一两年，就听说有人在矿下出了事。

十年后，我重回山西，拍摄老窑头村，发现情形比我记忆中的更加糟糕，这里的人们靠雨水为生，这个我所见的有最美的明清时期窑洞的乡村，现在唯一的色彩，是黑灰满天的公路上，暗红色的运煤卡车。昼夜不停。

这个村子有一座每年可以挣上千万的集体煤矿，但人们过得比十年前更贫穷。将近1300人的村庄，年人均收入不到600元。

煤矿归历屇村委会主任承包。村委会主任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只不过选票出现金买。一张2500块钱，在竞选现场，所有的现金就放在大箱子里现场分发。

在场的乡人大的主任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没有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住主”老百姓说。“我们就把这选票当作分红。”

年青的小伙子都很兴奋,骑着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上，看他家新盖的房子，墙上全是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山体已经挖空了。

村里人看着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癲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山下，暂时还没事。

十年前我的制片人张洁拍摄《西古县村纪事》，纪录下那里第一次农村基层选举，把农民第一次投进选票箱的动作以三倍的速度放慢时，他心灵的激越与情感可见。

然而一百年前，梁启超已经说过「然吾闻共和政体，以道德为之气者也。」他说的是公民道德，也是我们今天所說公民社会的文化和人民素质。「苟脫威力之制裁，而別无道德之制裁以统一之，則人各立于平等之地，人各滥用其无限之权，挟怀私具。」

制度只是一张纸，选票，是一张更小的纸。

民主，或是进步，并不一定随之而来。

二

一群人，坐在一起喝茶。

他说，我想做一个象《费城故事》里的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

“为什么呢？”

“他可以那么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开掉”他说。

我愣了一下，他一直是我的朋友，一个优秀的，接受过很好教育的律师。

他看了看我“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

“宽容？。。。”我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他们吗？”

“怎么不理解？”他说，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他从此不再理会这人。

“你可能认识他们，但你知不知道性对他们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自我选择？他们的爱情是怎么样的？”

他打断我“就是觉得恶心”

“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他可能是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我的这个朋友，办过很多为弱者鼓呼的案子，是个正直的人，但是他认为可以随意剥夺一个人的工作，因为这个人和自己的性取向不一致。在我们的节目里，这样的事情不会少吧。。。一个待人很善意的男人可以虐待一个女人，因为她是自己的妻子。一个破案很优秀的警察可以随意传讯一个人并且把他投入监牢，因为他长得瘦象一个吸毒者。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可以把无法完全取出的化学品植入女人的胸部，因为它是政府允许的。。。。如果整个社会都容忍，甚至默许这么做，那我们如何能寄望一个能尊重少数人权利，容纳异已的制度？如果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对于价值和秩序坚持的养分，我们怎么能孕育出公平正义的政治理念？

文化看上去无形无色，却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从何处来，往哪里去。

——那么，文化是什么？

1999年龙应台初任台北文化局长时，接受文化预算的貭询，有议员一脸酒色，带着挑衅之意地大声问“局长，你说说，什么是文化？”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文化，是公民社会的那块黏土吧。离离原上草，从此中萌芽。

所以我们制作《以生命的名义》，为同性恋人群的的健康服务多年的医生张北川说“我希望有一天，看到人们在一起，彼此欣赏彼此的选择，我们看到，爱得到了尊重”

我们制作《流浪乞讨人群调查》，看到无臂的男人，在燠热的西安街头，坐在地上，嘴里衔着毛笔写“漫道雄关真如铁。。”他对着镜头说“我不需要慈善，要帮的话，请帮助我有尊严地活下去”

我们制作《注射隆胸调查》，把希波拉底(Hippocorates)誓言用在片尾：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随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人，……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

我们制作《被起诉的杂志社》，判媒体赢的法官说“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社会的进步就有多大。”

……

《新闻调查》十年了，从办公室的窗口看出去，当初细嫩的榆树春绿冬白，一年一年长大，然而一棵树，不管怎样生长，最上端的树叶，饱含的仍然是同样的土壤的成分。

文化，看似只是不起眼的泥土，然而我们期待的文明而有尊严的社会，就是从这里生根，抽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长出来的。

三

二十岁的我，是个刚刚读完财会专业的女生。

我不知道十二岁的胡适，背诵抄写的的是《新民说》、《天演论》、《群己权界论》。老师们出的作文題目是「论日本之所由強」和「言论自由」。

我抄在本子上的是，是大学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二三四点的笔记，边角上还抄着亦舒言情小说里的字句。

在采访陈丹青离职事件时，他说“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

年青人，是对社会的参与最有热情的阶段，可是，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开始，去面对和了解一些最基本的问题____政治和我有着什么关系？教育是用来干什么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什么?人与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住的地方楼下是铁路五小，每天早上7点钟，大喇叭里就有一个雄浑的男声高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所有的孩子，象我当年一样，跟着认真齐声大叫口号。无日无之。

夜里翻书，才发现我的问题，胡适在一九三○年早就问过：少年的朋友們，请仔细想想：你进学校是为什麼？你进一个政党是为什么？革命是为了什么而革命？政府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但是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少年人，仍然象我当年，功课上整整齐齐的抄着作业，作文题目年年是《难忘的一天》，不知道时事，不讨论时事，不关心松花江的水污染，不了解什么是矿难，不清楚自己班里的干部选举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文化，都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而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这一个个的人是否有读力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的能力。

哪一天，象我这样爱看言情小说的大学女生，也有兴趣和知识去参与公共事务，我住的楼里每天上十二小时班的电梯工能有机会和勇气为自己争取到休息的权利，10岁的孩子可以站起来问老师“什么才是共产主义”而且得到认真的答案。。。我们这些传媒人才不会有那么多反反复复，自疑自问的焦虑吧。

四

1934年，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在魏玛看到纳粹的领袖，他和千万人一起大声欢呼，泪流满面。当人们后来已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殺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他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

许多年之后，电影导演柏格曼突然想通了自己为什么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不管是一片青草，一个人，一个节目，一座村庄，或是一个时代，成熟生长，都不是与岁月俱来的——除非土壤中饱含养分，枝叶经过风吹雨打，沉实厚重，还有，门打开着，自由，如春风自然流动。

我33岁那年秋天决定以写小说为生。为了保持健康，我开始跑步，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4小时，跑10公里。

我是那种容易发胖的体质。我妻子却无论怎么吃也胖不起来。这让我时常陷入沉思：“人生真是不公平啊！一些人无需认真就能得到的东西，另一些人却需要付出很多才能换来。”

不过转念一想，那些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保持苗条的人，不会像我这样重视饮食和运动，也许老化得更快。什么才是公平，还得从长计议。

几年之后，我终于步入小说家的行列，还成功减掉了多余的体重并戒掉了烟瘾。说起坚持跑步，总有人向我表示钦佩：“你真是意志超人啊！”说老实话，我觉得跑步这东西和意志没多大关联。能坚持跑步，恐怕还是因为这项运动合乎我的要求：不需要伙伴或对手，也不需要特别的器械和场所。人生本来如此：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

在这期间，我坚持每年都参加一次马拉松比赛，不过100公里长的“超级马拉松”只跑过一次。那次经历真是终身难忘。

那是1996年6月23日，我报名参加了在日本北海道佐吕间湖畔举行的超级马拉松大赛，全程100公里。清晨5点，我踌躇满志地站在了起跑线上。比赛的前半段是从起点到55公里休息站间的路程。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安静地向前跑、跑、跑，感觉和每周例行的锻炼一样。到达55公里休息站后，我换了身干净衣服，吃了些妻子准备的点心。这时我发现双脚有些肿胀，于是赶紧换上一双大半号的跑鞋，又继续上路了。

从55公里到75公里的路程变得极其痛苦。此时的我心里念叨着向前冲，但身子却不听使唤。我拼命摆动手臂，觉得自己像块在绞肉机里艰难移动的牛肉，累的几乎要瘫倒在地。一会功夫，就有选手接二连三超过了我。最让人心焦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超过我时大喊：“坚持下去！”

“怎么办？还有一半路，如何挺过去？”这时，我想起一本书上介绍的窍门。于是我开始默念：“我不是人！我是一架机器。我没有感觉。我只会前进！”这句咒语反复在脑子里转圈。我不再看远方，只把目标放在前面3米远处。天空和风、草地、观众、喝彩声、现实、过去——所有这些都被我排除在外。

神奇的是，不知从哪一秒开始，我浑身的痛楚突然消失。整个人仿佛进入自动运行状态。我开始不断超越他人。接近最后一段赛程时，已经将200多人甩在身后。

下午4点42分，我终于到达终点，成绩是11小时42分。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终点线只是一个记号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这一路你是如何跑的。人生也是如此。

当时的我只有30多岁，但也不能称为“小伙子”了。这是耶稣死去的年龄。在这个年纪，我正式站在文学的起跑线上——虽然已不再年轻。

见识浅薄的一大好处是容易被震撼。不像那些渊博的人，浪费了大把遇到古怪言论而大呼“哇靠”的机会。

反正，这本精神病人访谈录，很随意地就把我震撼到了。我干嘛不说自己被福柯的《疯癫与文明》震撼了呢？显得高级多了，撒个谎会死啊。

如果你看过《生活大爆炸》，就很容易理解我干嘛要讴歌《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本长得有点丑的书了。该书作者经历过一次深度催眠后，说出的话把自己吓了几跳，从此就成了精神病控，花4年时间去挨个访谈天才型疯子。基本上，这就是正常人被几十个高智商神经病调戏和羞辱的故事。里面有男女老幼各种版本的谢耳朵。这些疯子，一个比一个学识渊博、逻辑严密、气场强大、德艺双馨、可歌可泣。

比如一个17岁的正太，属于物理天才型疯子，作者为了跟他沟通，试了7次，实在听不懂他讲的专业理论，去图书馆狂啃量子物理书籍、拜会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听物理讲座，恶补一段时间，再请一个量子物理教授当外援，总算争取到对话机会。结果，刚开口说“物理三维是长宽高”就完蛋了，正太怒斥：物理三维是长度、温度、数量！长度里面包括长宽高。你还是再回去看书吧！作者认错啊认错，坦承自己白痴，好不容易正太怀抱对SB的悲悯，才勉强给他透露了点前沿课题， “跨越时间来看，人类是很长很长的虫子怪物，从床上延伸到大街上，延伸到学校，延伸到公司，延伸到商场，延伸到好多地方……”（我个人超爱这个既科幻又哲学的比喻），拽了一大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知识，正太甩下一个结论：时间不是流逝的，流逝的是我们。这话怎么看都长了要得诺贝尔奖的模样，建议读十遍（笨蛋读100遍），。

比如一个60多岁的老爷爷，其人生完全就是现实版《飞越疯人院》或者《K星异客》。他在一家精神病院住了十几年，被称为“镇院之宝”，WHY？他的牛逼在于，能把等外星人老乡接自己回家的、天天在床上划船的、埋头写小说（没有纸笔）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疯子统一到自己的世界，组织他们定时召开主题研讨会，谈论一些历史、哲学、社会学的命题，几个疯子被他治好，几个疯子被他治坏了。他被关进单间，却跟度假似的，很HIGH地吃饭睡觉看报纸。一般人孤单个一年就要疯掉，好在他已经疯了，早就超越时间这么庸俗的层面了。他说，自己之所以这么愉悦，主要是可以经常去“时间的尽头”玩，接下来又是一堆“黑洞蒸发” “广义相对论”之类的阐释，我承认我看不懂，看得懂我还被震撼个屁呀。反正，这位大神的中心思想就是，瞬间就是永恒。

比如一个30岁的公务员，先给作者普及了量子泡沫、时间悖论、多宇宙学说等常识，当面批评了量子物理学家不懂逻辑，后者很羞愧。然后他宣布自己是从另一个宇宙穿越来的，他们那个宇宙已经发明了反重力器。作者问：那你可以做一个出来给我看吗？他像看一个白痴一样看作者：我又不是机械或者物理应用学家，我怎么知道怎么做？你们地球有喷气飞机，你做一个给我看看？

比如一个30岁的大美女，讲自己的一套理论就讲出一堆粉丝，宛如邪教。她认为，物理学家总是从物质层面去解释量子共振现象，应该跳出时空观，看到精神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存在，这样去解释更完美。听上去很扯淡吧，问题是粉丝们受她影响自杀了，其中包括两名精神科医生。

明白了吧？我们还没疯是因为我们无知。感谢教育体制多年来一直贴心地保护我们。

重点是，别以为这本书写的全是理科疯子，文科疯子也不少。不是说他们是学文科的，而是说他们的行为模式完全是文艺范儿，对万事万物，一往情深。从他们的神经病行为中，我们能看到老庄、看到禅宗、看到东野圭吾、看到伍迪·艾伦。

一个喜欢跟石头说话的疯子，她认为石头是高级生命，而石头根本看不上人类，我们太速生速朽了。就算我们原地站一辈子，它们也看不到，就像我们看不到朝生夕死的某些细菌一样。换到宋代，她就能贵为艺术家。如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最经典的行为艺术就是见到石头就琼瑶附体，大喊哥哥啊，我想死你了，然后扑上去一阵狂亲。

一个研究玛雅文化的疯子，用了很多年去分析玛雅文字，他说，玛雅原文并没有说2012是世界末日，而是指从此进入新纪元，可能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颠覆性进展。该疯子分析，这个理论被一些人误解或被宗教利用了，越传越邪门。我们正常人不求甚解，被末日论哄得一愣一愣的，而一个精神病人通过大量翻查资料，得出独家解释，这简直太TMD幽默了。在这个时代，有几个人能静下心来做一些不涉利益的事，然而，精神病人能。学习疯子比学习雷锋更势在必行。这个素材稍微改改就是一部主旋律励志片，《阿甘正传》算个毛。

一个发疯的前精神科医生，他的言论完全具有CULT片气质，什么《猜火车》《发条橙》搞来搞去也就是想FUCK这世界。而他则用自己的方式FUCK一把。 “你们想要那么多，而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活着，我就被关进疯人院。难道我非得和你们一样疯了，才能不再这里？不过我觉得挺好，至少不用出去跟你们疯疯癫癫地混在一起，到最后都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活着。”太哲理了。

书里类似这些能改编成电影的故事太多了，假装老伴一直没死的苦情老奶奶；偷尸体试图研发如何复活自己妻子的情圣（据说像恐怖电影《三更之回家》）；把每个人都看成一种动物（蜘蛛、猫、鼹鼠等）的超萌小萝莉；每周都会满足女友愿望，再杀死她一次的“连环杀手”；记得自己每一任前世的活腻了的大富豪……有人说，疯人院才是作协。对的，国内的作家们编剧们跟疯子比，想象力比喜马拉雅山顶上的空气还稀薄。

太多疯子都像活在电影里（国产片除外，大部分都不配让疯子活进去）。作者写了一个明星级大帅哥，眉宇间有股邪气，其画作能把疯子都吓哭——《暮光之城》的粉丝正想尖叫，呃，他只有小小的缺点，就是强制性给女友背上刺了逆五芒星，绝不是“岳母刺字”的典故看多了，而是他要证明自己是最后的撒旦，是光明的反义词，衬托美好就是他存在的价值。

某妄想症患者认为自己是一部书的主角，同时也是作者。作者问他为什么要企图杀死自己的孩子。他说那是假装的，为了进疯人院——没有读者喜欢看平淡的流水账，应该有个高潮。半年后，作者听说他好了，要出院了，去看他，他正和医生谈笑风生，他让作者去看第一次谈话时的那张桌子的背面。作者去了，上面写着当时的日期以及一句话：半年后离开。

某患者的兴趣爱好是24小时模仿另外一个人，陈汉典那帮全民大闷锅的模仿达人跟她一比，太寒碜了，因为她能做到抵达“无我”的境界。开始周围的人都觉得很有趣，后来慢慢觉得可怕，因为她完全是被另一个人附体。当她模仿老年男子时，她男友感觉在和自己的爸爸交往，吓到跟她分手了。作者问她，是不是放弃主观意识去体验别人？她说：“不止。不带任何主观意识不是超脱，只是淡漠，境界还差得远。想看到真正的世界，就要用天的眼睛去看天，用云的眼睛去看云，用花草树木的眼睛去看花草树木，用人的眼睛去看人。”请问，这不是禅宗吗？

自从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就发现发疯是一件很屌的事。当初决定喜欢尼采而讨厌黑格尔，就是因为黑格尔这负心汉把亲密到如同gay友的何尔德林抛弃，因为后者得了精神病——黑格尔主张理性至上，一个非理性的人对他来说就是死人，这种强迫症难道不是精神病表征吗？同样是哲学家，我家尼采多可爱，不仅不歧视疯子，还亲自把自己变疯。

反正福柯也说了，人类必然会疯颠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我们现在迷恋疯子还不算太晚。豆瓣有位网友说得精准，疯子和天才一线之差，差别就在粉丝数量上。详情参见文革时期的毛太祖。

有人不爱这本书，说故事都太假，我想说的是，作为有9年媒体经验的老年人，负责任地说，这类访谈体的文章，写假的比写真的难，故事应该有原型，只是浮夸或者修饰是难免的。重点是，我希望他们都是真的，如果不是，那么这世界只剩下大坨大坨的物质病人，没有高智商精神病人，那该多么可憎。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高铭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第二个习惯是近俗。尽管信息爆炸，要学会不走马观花。长期阅读两种以上财经期刊，知道最近什么是大奸大滑大痴大傻。长期阅读两种以上专业期刊，知道最近什么是最新最潮最酷最屌。

第三个习惯是学习。一年至少要念四本严肃书籍。严肃书籍的定义是，不是通常在机场能买到的，不是近五年出的，不是你看了能不犯困的。

第四个习惯是动笔。在现世，能想明白、写清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眼高手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一年至少写四篇文章，每篇至少两千字。写作的过程，也是沉静、思考和凝练的过程，仿佛躲开人群、屏息敛气、抬头看到明月当头。

第五个习惯是强身。每天至少慢运动半小时，比如肢体伸展、瑜伽、站桩、静坐。每周争取专门锻炼一次，每次两个小时以上，有氧兼无氧。保持身体健康、不经常请病假，也是职业管理者的基本素养。

第六个习惯是爱好。争取培养一个你能长期享受的爱好，不见得很复杂，比如发呆、倒立，甚至不见得你能做得比其他人好很多，比如自拍、养花。工作有时候会很烦，要学会扯脱。很多争吵，如果争吵双方都闭嘴，回房间发呆、自拍、闭眼、睡觉，第二天基本会发现，完全没有争吵的必要。这些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扯脱，侍弄自己的爱好，远远好过硬做。

第七个习惯是常备。除了睡觉的时候，手机要开机，要让你的同事能找到你。如果和上级出差，你的手机几乎要时刻攥在手上。手机没电了不是借口，即使你用的是iPhone，也可以配个外挂电池。

第八个习惯是执行。万事开头难，所以见到事儿就叉手立办，马上开头。不开头，对于这件事儿的思绪要占据你的内存很多、很久。见了就做，做了就放下了，了无不了。

第九个习惯是服从。接到一项似乎很不合理的工作，忌马上拒绝或报怨。第一，和上级充分沟通，从他的角度理解任务。有时候，你心中对此项工作的要求远远高于上级要求。第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有自信，不必做每件事都得一百分。第三，上述二条还不能解决心头不快，放下自己，服从。

第十个习惯是收放。阳光之下，快跑者未必先达，力战者未必能胜。同学们啊，从学校毕业之后，不再是每件事都是一门考试，不再是每门考试你都要拿满分和拿第一。收放是一种在学校里没人教你的技巧，练习的第一步是有自信，不必事事胜人。

当然，如果你们说，这些习惯太俗，想仰天大笑出门去，这些世俗习惯完全可以不理。内心之外，我祝福你们找到不世俗的山林、不用装修的岩洞、不搞政府关系的和尚和不爱财的姑娘。

冯唐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得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劣稚一点，不脸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吃，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 (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不到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 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 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 (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中国人从很多年前就开始以穷为荣，认为贫穷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美德。我不知道这件奇怪的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只有24岁，我从生下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人们每当说自己穷的时候都有极大的快感，“哥是农民工”“我穷的叮当响”这种话说出来都是极有底气的。无论自己的财富多少，谈到涉及贫富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急匆匆的要把自己归为穷人的行列，说话要以“我们穷人”开始。你为什么不正视自己，看看你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么穷。Chairman M的家境也是非常富裕的，他说自己是无产阶级那完全是骗人的。

富人积累财富肯定是要用一些极其恶劣的手段来谋取暴利的吧？可是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很多有钱人是通过努力思考和诚实劳动得到的财富。

How dare me？

我怎么胆敢把这样的话说出来？我知道信文君肯定是要怪我的：有些道理自己心里清楚就行，没有必要公开的讲出来。但是此刻我热血沸腾，几乎要热泪盈眶，因为我居然要讲真话了。此刻我尽显自己不成熟的一面，成为一个热血澎湃的愤怒青年。

讲假话是不对的，诚实很重要。你不知道我此刻是多么的欣赏我自己，我发现自己有胆量，敢做作。

我怎么胆敢把这样的话说出来？因为我估摸估摸，觉得对自己还是有信心，对别人也有信心。

我不屌任何人，不写虚假的话谄媚蠢人，不讨任何人的好，我把自己认为正确的说出来。这种人生中难得的奢华享受简直要让我再次热泪盈眶。

而我也觉得跟我交往的人、读我博客的人，总有一些是头脑清楚的。

我庆幸又庆幸，幸亏我是穷人，所以我这样说说无所谓。如果我是一个富人，那指不定会有什么人扛着一块板砖从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地方赶过来埋伏在我每天的必经之路上。老罗不是说了么，约翰列侬的崇拜者堵在他家门口对他猛发了六颗子弹，最后对着尸体说：“你变了。”

但还有我身边的人，喜欢我的人，但智力不至于理解我却对很我好的人。想必他们要困惑了，你这是怎么了？ 我纠结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不惮以伤了他们的心，也要讲实话。花姐我很快要三十岁了，我要趁自己激动的时候说说真话，在这个迅速衰老的过程中。

什么琴棋书画，什么雅思托福，什么诗书满腹，什么腰缠万贯，皆可抛。唯独不能放弃，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作者：陈小花
来源

小波在《行货感和文化相对主义》一文中，从《水浒传》中神行太保戴宗与宋江间的一段经历讲起，说宋江被刺配到江州，归老戴管。老戴向他要好处，宋不给，老戴火了，说你就是我的行货，我想怎么着都成。这让小波想起了自己的身世，上山下乡，像个物件一样被呼来唤去，被指示着干尽荒唐事，十足一个行货。如何衡量自己是不是行货，小波总结出了一个标准：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人家”一词指向很多，可以是某一人群，可以是政治机器，可以是黑帮势力，具有很广的阐释性。这里根本不需要害怕国度阐释，中国的问题有其需要国度阐释，不然容易不了了之，到最后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小波年轻时候的经历，与许多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大同小异，被一声号召，奔赴山乡，没有谁来征求他的意见，也没有谁在乎他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这就是行货。如果说在曾经的阶级年代，政治理想吞噬一切，那在如今的经济年代，金钱已无往不胜，也无处不入，只要有利益的地方，不管你愿意还是愿意，没有人会在乎你的意见，比如各大城市的大兴土木、城市拆迁，就算你一百个不愿意，最后你还得乖乖搬走。

小波进一步说，“中国的许多典籍，自孔孟以来，讲的全是行货言论。”这话够决然，也够深刻，行货理论的背后就是奴隶哲学，有货物，就有主子，就有管制过程和折磨程序。行货一词与鲁迅先生当年的奴隶言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先生当年批判的倾向于国民性——奴隶坐稳或者不得的年代，而小波笔下强调的是社会对人的捉弄。

捉弄，源于不尊重，甚至对人的蔑视，这在古老的中国几乎是一个堪称历史悠久的“伟大”传统。虽然孟老夫子说过一些民贵君轻的疯话，估计他自己都会失掉自信，如果他能看到哪怕一小段民被侮辱的历史。所以我实在很难相信，主人公意识从何谈起，从何而来？一群行货罢了！我听过很多教授、学者讨论过时下的身份焦虑问题，当然头头是道。可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个伪命题。犹如还未吃饱饭，就开始做起如何休闲的美梦来！摆脱行货感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至于如何摆脱，药方在哪里，真是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就算小波知道，也没法说。至于无法说的原因，大家心知肚明。

行货一说，在小波这里还意味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新评估。我个人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如今有一些那年代过来的哥们，在用一种审美的态势来看待那个年代，比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血色浪漫》，不过千万别忘了，他们是红色贵族、大院子弟，他们受到的伤害相对于那些平民弟子，要少很多，至少回城、招工、考大学时，他们立刻依靠父辈们的关系，脱离农村，依然是红色一族。可是那些平民的孩子，青春被腰斩，时光被屠宰，希望被剿灭，无所依靠，等到最后回到家里，有的年已不惑，一切都晚了！我们看到的这些影片、书籍，不痛不痒地做一些批评，却美化、装扮那段该死的岁月，简直是犯混，是炫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小波在《人性的逆转》一文中，对此说得更为彻底，“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七十年代的青年人经历的一切）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被逼着为毫无价值的东西做牺牲，就是行货。小波的分析还在深入，他从弗洛伊德心理学一个原理入手——“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继而认定在忍受了那些痛苦、做出了牺牲之后，说的那些所谓困难崇高的审美冲动，近乎是一种受虐狂的特征，自己骗自己。如果还认为人，必须吃一些苦，受一些罪，才能成长，才算崇高。这种想法不但有害，而且有病。

赞美毫无价值的苦难是犯混，那是否意味着过去的七十年代就该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显然不是。我们至少得从那些把戏中，学习到一些什么，醒悟到一些道理。从这个角度而言，罪恶、噩梦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财富。如何看待远去的七十年代，是一个很大很严肃的问题。小波认为，那是一段无理智、无趣、荒唐的年代，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时代是最丑陋的时代。什么是无理智的年代，小波做了个简单而精辟的解释：“就是伽利略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无法否认，小波这样几个例子，很深刻地说明了问题。无理智时代不仅仅反科学，也反文艺，反人道，堪称恐怖。

我们曾经读过一些关于那个年代的作品，在知青小说、寻根小说方面都有一些，比如阿城的《棋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等。小波自己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想法。一个是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个就是阿城的小说《棋王》。他的态度很明确，这两篇作品都写得很浪漫，很煽情，但似乎偏离了小说的原核。陈景润先生未必幸福，因为缺乏交流，没有与同行共享。棋王未必幸福，因为无聊没事干而下棋的生活不值得过，那和手淫性质一样。大家都是行货，所谓主人翁意识，到底是谁在哄骗我们？当然，小波对这两篇小说的看法，肯定很多人不同意。这很正常，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结论自然不一样。

来源：李伟长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 (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文化大革命)。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 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 “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 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 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 “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我认识宏杰，是看他《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但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所以，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没有飞跃，没有灵光乍现，立地顿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坚韧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直没刀柄。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为。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晚上睡不着的时候，都常看老曾的日记，放在枕头边上，我说“不知道为啥，就觉得跟他亲”
宏杰说了句话“因为他可靠，不骗人”。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礼部侍郎。四十岁了，官场是熟透的昏黄，他声色俱厉地评论“诸老”——-“恶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连皇帝也骂，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饰，”表面说言者无罪却“疏之万里之外”，或者“斥为乱道之流”。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吏制发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与袖手，一筹莫展”。
句句见血。
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 “掷其折于地”，虽然被人劝住了，怕也是动过杀机。
三年后，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皇帝就催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当时，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老曾只能抗着不去。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这时一发而泄—“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话说得挺狠，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行，“办与朕看”。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瞠目结舌，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几年在军中呆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哪个血气方刚，黑白两分的人，能够低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复出之后他说：“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於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於本日办毕，则远胜於前次。”
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 “仪文弥加捡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话话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

四

这种心态，常被误解。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世界，以强凌弱之世界”。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走上常见的，晚清官场“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辩”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什么是雄？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举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 “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
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
他这话说很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象老曾说的“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即时为小人”。
有这样的立场，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不轻取人，不轻毁人，独立无惧，确乎不拔。
他说：“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评“儒缓”，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犹柔寡断”，他也自承“愚”。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好下断语”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但自认“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眉稍，日久甚至成书。加上他带兵治事，他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年事渐长，挺身入局之后，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老曾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风气，强分善恶，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明是非”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人轻薄之习也。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分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晓事”，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对事苛刻，但又对人体谅，广大而精微。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不需要隐藏，不怕被曲解，也不需要说服解释。他凡事不评判，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晓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简要，三是综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就是他“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线索，事物的认识越细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确就是除邪，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在同质的体系中，一旦遇到障碍，会迅速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他在义理、考据、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
可以看到，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这样的心志，往往难以耐住琐屑，做事不能精细如发。
他转学朱子，“立乎大者，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他说的“改邪归正”，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转向“宁详勿略，宁近勿远，宁下勿高，宁拙勿巧”的世俗学问.
老曾对“笨”字有种看法，言若有憾，实则喜之，“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说天下事，无论什么，要做成样子，必须有两样，一是规模，一是精熟，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觉得头巾气重。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是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实在是觉得没劲，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我听着“不晚起”这三个字，就是一哆嗦。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
上学时，老师说过一句话，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当时大家笑。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不日进，就日退。
只能如磋如磨，象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
老爷子说“往年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写字一张，不甚至间装饰，从结构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于腕下。”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恒”相勉，一起学这个学那个，想着能像老曾说的，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一上来都很兴奋，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这个字是真难，难怪老曾说：“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
没有这个“血战功夫”，靠强烈的目的性，靠一时兴起，很快就放弃了。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洼处，不在隆处，在平处。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耐得住烦。
除此无它途。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我问他“你想过吗？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
他说“没有。”
我说：“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和老曾相遇，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路就永远没有尽头，在这条路上，种下的每一棵树，也许深深植下，却被连根拔起，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至于结果如何，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说：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运气”这一囊之中，久而弥信。
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书，信运气”。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爱惜之极，后来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政府觉得你不忠诚，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总是两边都骂你，什么好也落不着。
临终前两年，曾处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

十

百年来，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他被认为是完人，也被认为是卖国贼，被认为是圣徒，也被认为是刽子手。
真与伪是大敌，真却永远两拳空空，无所依恃。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吾辈自尽之道，则与‘运气’血战一博，赌乾坤于俄顷，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一辈子俭苦无已，随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没有任何精英面目，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但就靠一根穷骨头，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代代都有中国人，如梁启超那样，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风之为物”，试图把握它时，像是空无一物，试图钳制它时，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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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闭关半月生活结束，回到北京那天正是除夕夜。飞机降落时，从舷窗向下俯瞰，半城烟火一城灯，无边无际的光亮。有点儿小激动，给几位友人发短信，说此景象，竟有”盛世帝都”的气象。有个叔叔的回复是：哈哈，开罗也曾有盛世帝都象。

其实我不是盛世论者，也怕被人误会，于是又跟那叔叔解释：”的确，我正是感慨于这种吊诡的表象与现实。”

现在再翻看自己那条回复，觉得明明就是自己个儿开不起玩笑，最近的流行语是什么来的？—— 认真你就输了。

是的，我输了。我一直都太认真，这么多年了，忽然很厌烦。

就像另一条写给我的拜年短信中，友人很贴心的说，”祝一格平权路新添亮色，学海中再展宏图”。陈冠中的《盛世2013》便是这位友人复印给我的，我的”盛世帝都”造句可会让他失望？必须承认，有那么几秒钟，我在飞机翅膀上想的真的是：北京恐怕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烟花齐放的首都吧。

这种想法挺可怕的，不是吗？我现在来自我反思这种想法，几乎是以道歉的口吻，也挺可怕，不是吗？

追寻每一种想法的政治正确，并在循环往复的言说、被批判、自我批判、修正、再次言说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这个过程，我是另一种霸权的殉难者。

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感到快乐和爱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很难说。

二

海南的生活很平淡。每天从不上闹钟的自然醒中开始。妈妈去农场买了新鲜油麦菜回来，爸爸在挖野草烧草木灰，邻居家一岁的娃不会说话，他趴在我肩上，玩儿一会儿我的围巾，再指着对他来说高到天边的木瓜树，恰有一枚肥硕的木瓜熟了，好像马上咕咚掉下来。

有时候三口人会去走山。在野竹林里削出三条竹杖，不需芒鞋，便沿着水泥汽车路上山。途径一大片青色的荔枝林，一个生态农庄，几个自然村落，还有60年便建好的生产队宿舍。村头有小块的梯田，种的是水稻，已经在犁地，用的是电动犁。男人在地头拉着，光脚，卷起裤管，腿就浸在水里。女人穿着胶鞋。快插秧了吧。

来往农民都骑摩托车，打赤足。听说在摩托车史前时代，他们都是溜着自行车进城，推着自行车回家。我对农耕知识一无所知，想到这条路宜骑行，反而来了劲头。摩登时代的休闲，完全与生产剥离，附着在消费上，毫无独立的可能。走上七公里，来到某国营农场的一个分生产队。水泥路消失的地方，山势骤然变陡，成片的橡胶林在冬天显出暗红色的慵懒，黑色螺旋形接段卡在树身的伤口上，等着午夜割胶的工人来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刑讯”。

大榕树、槟榔林、胡椒园，叶阔如屏风的滴水观音。在盘山小道拐弯处，一个眼大如铜铃的家伙，摒息盯着我——啊呀，谁人搅了我的天伦之乐，害我不得与老婆孩子一起专心吃草！

三

又有时，我们会沿着进城的公路暴走。

不远处，能看见起伏山丘，热带森林葱茏碧绿。那绿太深太浓，以至有些发乌，像是乌龙茶的颜色，漫山遍野。沿途有边防部队。营房是矮墩墩的白墙红顶，半山坡上一大片连着一大片，背对一条山谷，谷中有河水流过。由于植被过于茂盛，晴朗的日子，山头也会罩着一片湿润的云，像个浅灰色的贝雷帽，柔软熨帖地伏在碧绿的额头。高处，悬着更多大朵的白云，衬着透亮的蓝天，那种透亮，好像一眼能看见宇宙的最深处。营房四周是连里的菜地，包菜、油菜、黄瓜、番茄，这地方四季并不鲜明，气候湿润温暖，种什么活什么。楼与楼之间种了很多槟榔树，密集成排的地方，从中穿过一条黑黝黝的柏油路，看着也是那么地清新幽远。下午的阳光总是毫不吝啬地挥洒在营地的操场上，训练的新兵们背着阳光的和树影编织在一起的筐子，风声呼呼。白花花的腿就这样跑成了褐色，结实得像树上的芭蕉花。

四

当人无聊时，她停止与别人对话，也不理会自己的内心。她成了一种软体的动物，慢慢爬出坚硬的壳，触角慢慢张开来。开始时，小心翼翼，后来越发放肆。

欲望也张开来。却因为没有客体，而呈弥散的形态。附着在某一瞬时的情绪，一阵浓郁的气味，一声清脆的鸣叫，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孔，一种廉价食品，一串未知号码。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的网络时代，当一个人脱离网络，世间万物都成了她的链接，随便触碰，都引向一段遥远未知的心路旅程。你一不小心回到许多许多年前的某一个时刻，那时你早已弃用的blog，暧昧的tile，古怪的ID，是某个人此生，对你最后的了解。

在远离网络的日子，我别无选择，只好亲近纸质的文字。

居然有《收获》这样的杂志，那就看小说吧。看长篇，因为长篇平时已经来不及读了。

不忍卒读的开头，文笔算不上一流，格局也未见的高，甚至明显流于自恋。原来，半自传的东西，写起来如此危险，很容易让人看到一个不知羞耻的自己。读到最后，被感动了。原来感动这么廉价么？只因为说中自己。小说跟算命没俩样，越是具有普适性，越容易得到认可。

五

三亚的街头，都是外省的车。京、津、黑、晋、粤。除夕这天，商务车们终于穿过过路费总计8000余的各种告诉，汇齐于此地。一会儿，车流会把人分发到三亚湾、亚龙湾、石梅湾，等等。他们中，有些可能是奔葛优在非诚勿扰II里给舒淇租的林间海景木屋去的。

此时此刻，在凤凰机场上空，一架空客340正向北京飞去。机上的杂志厚达百页，前十页都是地产广告。葛优的房子好像叫公主郡，前两期全部售罄，就在石梅湾。杂志的后十页，是刚升级为五星航空的海航在讲非诚勿扰II是如何植入海航广告的。

机上的座椅屏幕，强制播放海航升级五星的庆典画面。芮成钢手里拿着一份很长的串词，从头念到尾，他显然没有准备就来代表亚洲了。是的，代表亚洲——全世界目前有七家五星航空公司，新加坡、国泰、卡塔尔、马来西亚、韩亚、翠鸟、海航——全部来自亚洲。

杂志的中间部分，是讲述中国的富二代们是如何争气的”励志”故事，一个个80后小老板闪亮登场，似乎想改变仇富的穷人们，对富人道德化的指着。与之相呼应的，是关于小清晰王石如何爱苹果产品、大炮任志强如何敢言、以及攀十亿的围脖故事。当经济舱的乘客被邀请阅读这些”励志故事”，被推销他们未必消费得起的无敌海景豪宅的时候，据说，头等舱的乘客在阅读养生教程，思考如何延年益寿的重大问题。他们将被邀请参加一个养生大会，届时，会有神秘嘉宾出席。

彼时彼刻，正如此时此刻。

六

浮云散，明月照人还。这个被用滥的词背后，其实寄托了小民苍生的美好愿望。当红移膨胀着的宇宙将我们无情地孕育其中，总有人还是固执地想睡在一掌荷叶下，听曲港跳鱼，圆荷泻露，醉眠，醉眠。

寂寞无人见。

是不见人。

原文